第二十六章 孔孟之道尊程朱
弘治六年（1493年）三月十五，北京城春寒料峭。贡院门前的石板路上，密密麻麻跪着三千多名士子。他们刚从礼部得知殿试结果，此刻正等待鸿胪寺官员宣读皇榜。
跪在最前排的有个年轻人，名叫钱福，松江府华亭县人，今年二十九岁。他的手在袖中微微发抖，不是因为寒冷，而是因为紧张——就在昨天殿试时，他做了一件可能影响一生的事。
殿试题目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是《大学》开篇第一句，看似简单，实则深奥。多数考生都按照程朱理学的标准解释，引经据典，论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这是稳妥的写法，也是考官们期待的“正解”。
但钱福写了点不一样的东西。
他在文章中提出一个问题：“若明明德为治国之本，为何三代以下，圣王罕出？是德不可明，还是明德不足以治国？”接着他引用荀子“性恶论”，隐约质疑了朱熹“人性本善、明德可致”的观点。
写完他就后悔了。这不是公开挑战程朱理学的权威吗？自永乐年间《五经大全》《四书大全》颁行天下，程朱理学已被定为科举唯一标准，质疑它等于自毁前程。
“皇榜到——”鸿胪寺官员的高喊打断了钱福的回忆。
官员展开黄绫皇榜，朗声宣读：“弘治六年癸丑科殿试，一甲第一名……松江府钱福！”
钱福愣住了。周围响起一片惊叹声和祝贺声，但他什么也听不见。怎么可能？他那篇离经叛道的文章，非但没让他名落孙山，反而中了状元？
传胪大典上，钱福跪在丹陛之下，听到司礼监太监宣读皇帝的评语：“钱福文章，不泥古，不循旧，有疑有思，有破有立，深得圣贤求真之旨。”
那一刻钱福明白了：弘治皇帝虽然尊崇程朱理学，但并不希望士子们只会死记硬背。皇帝要的，是真正理解经义，甚至敢有所创新的人才。
但这只是特例。在弘治朝，在明朝大部分时间里，程朱理学依然是不可动摇的正统。而这一切，要从一百多年前说起。
一、太祖定调
洪武三年（1370年），南京国子监。
三十岁的宋讷跪在大成殿孔子像前，双手接过朱元璋亲赐的祭酒印信。他是元朝进士，入明后因学问渊博被荐为国子监祭酒——最高教育长官。
“宋先生，”朱元璋身着龙袍，神情严肃，“朕设立国子监，是要为大明培养治国之才。这些学生，将来要做官，要理民，要辅佐朕治理天下。你教他们什么？”
宋讷恭敬答道：“臣以为，当以孔孟之道为本，程朱之学为用。教之以《四书》《五经》，明之以君臣父子之义。”
朱元璋点头：“孔孟之道是要的，但程朱……”他顿了顿，“朱熹的学问，朕读过。说得头头是道，但有些地方，朕不以为然。”
这话让宋讷心惊。朱熹是南宋大儒，其《四书章句集注》在元代已被定为科举标准，天下读书人莫不尊奉。如今皇帝似乎有不同看法。
果然，朱元璋接着说：“朱熹说‘存天理，灭人欲’。天理是什么？人欲又是什么？老百姓要吃饭穿衣，这是人欲，难道也要灭？朕看，只要不违礼法，不害他人，人欲也是天理。”
这观点很实际，符合朱元璋务实甚至有些功利的性格。他出身贫寒，深知民间疾苦，对那些空谈性理的学问本能地警惕。
“还有，”朱元璋继续，“朱熹尊《四书》过于《五经》。朕以为，《五经》是圣人之言，《四书》是后儒阐释，二者不可偏废。”
宋讷伏地：“陛下圣明。只是……天下士子习程朱已近百年，若骤然更改，恐生混乱。”
朱元璋想了想：“罢了，科举仍以程朱注疏为准。但国子监教学，你可酌情调整。朕要的是能办实事的人才，不是只会背书的白面书生。”
这就是明朝思想控制的基调：实用主义下的程朱理学。朱元璋需要一套思想体系来统一天下人心，维护皇权统治，程朱理学最合适——它强调“三纲五常”，主张“君为臣纲”，有利于巩固皇权；它有一套完整的教育、科举制度，有利于选拔官僚。
但朱元璋又在其中注入自己的理解。他亲自编写《御制大诰》，用通俗语言阐述法律和道德，与儒家经典并行；他下令删节《孟子》，删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不敬”之言；他强调“学以致用”，批评空谈性理。
这种实用主义的儒学，成为明朝前期思想的主流。永乐年间，朱棣为了证明自己夺位的合法性，更需要程朱理学这套强调“君臣大义”的思想体系。于是，程朱理学的地位进一步巩固。
二、《大全》颁行
永乐十三年（1415年），北京紫禁城文渊阁。
三十七岁的翰林学士胡广跪在永乐皇帝面前，双手呈上一部厚重的书稿。这是他主持编纂五年的成果——《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
“陛下，”胡广声音激动，“三部《大全》已成，共二百六十卷。汇集程朱以来诸儒之说，阐发圣贤微言大义。自此，天下经义定于一尊，士子有所依归，科举有所准绳。”
朱棣翻阅着书稿，满意地点头。他需要这些书，不仅仅是为了统一思想，更是为了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
“靖难”之后，他虽登基为帝，但天下仍有非议。方孝孺宁可被诛十族也不愿为他起草诏书，就因为不承认他皇位的正当性。朱棣深知，刀剑可以征服人身，但征服人心需要思想。
程朱理学最合适。它强调“君为臣纲”，正好用来压制那些忠于建文帝的臣子；它主张“天理”至上，而皇帝是“天子”，代表天理。朱棣甚至从程朱理学中找到了自己夺位的“理论依据”——朱熹说过，君主若失德，天命可以转移。
“颁行天下，”朱棣下令，“凡科举考试，必以《大全》为据；凡国子监及府州县学，必以《大全》为教材。敢有异说者，以离经叛道论处。”
这是一道影响深远的命令。从此，程朱理学正式成为明朝的官方意识形态，被写入法律，被纳入科举，被贯彻到教育的每一个环节。
影响立竿见影。永乐十六年（1418年）会试，有个叫陈燧的考生，在答卷中引用陆九渊（与朱熹观点不同的心学家）的话，被考官发现，当场黜落，永不录用。
消息传出，天下士子惕然。他们明白了：要想做官，必须严守程朱；要想中举，必须背诵《大全》。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当思想被定于一尊，当学问只剩下标准答案，会发生什么？
正统七年（1442年），南京国子监发生了一件事，预示了后来的变化。
三、僵化之始
那一年，国子监来了个新监生，叫陈真晟，福建漳州人，四十岁。他原本已考中举人，但放弃会试，自愿入监读书，说要“求真学问”。
陈真晟很快发现不对劲。国子监的教学，完全围绕科举展开：早上背《四书大全》，下午练八股文，晚上对程朱注疏。教授们只讲考试要考的，士子们只学考试要考的。
一次，他向祭酒提问：“《大学》言‘明明德’，朱子注为‘明其明德’。请问祭酒，前一个‘明’是动词，后一个‘明’是形容词，那么‘明德’本身是什么？”
祭酒愣住了。这个问题超出科举范围，他从未想过。
“你……你问这个做什么？考试又不考。”祭酒有些不悦。
陈真晟不甘心：“若不弄清‘明德’是什么，如何‘明’之？这就像不知道靶子在哪，却要射箭，岂不荒唐？”
“荒唐的是你！”祭酒怒道，“朱子已有定论，照着学就是。你难道比朱子还高明？”
陈真晟沉默了。他想起家乡的老师曾说过：“学问之道，在怀疑，在思考，在验证。如今科举制度，却要人不疑不思，只背只记，这是把活学问变成了死教条。”
更让他失望的是同学的态度。有次他和几个监生讨论“格物致知”，他提出：“朱子说格物是穷究事物之理，但如何穷究？是读书，是思考，还是实践？”
一个监生笑道：“陈兄想太多了。考试时，只需写‘朱子曰：格物者，穷理也’，就能得分。至于如何穷理，考官才不管。”
另一个说：“咱们读书是为了做官，不是为了做学问。把《大全》背熟，把八股练好，中了进士，谁还管这些？”
陈真晟看着这些年轻的面孔，心中悲凉。他们聪明，勤奋，但他们的学问是功利的，思想是别人的。他们可以倒背如流地复述程朱的每一句话，但从未真正理解，更别说质疑。
正统九年，陈真晟离开国子监，回到福建老家，隐居山林，自己研究学问。他后来成为明代重要的理学家，但没有参加科举，没有做官。他的选择，代表了一部分士人对科举僵化的反抗。
但这种反抗是微弱的。对绝大多数读书人来说，科举是唯一出路，程朱是唯一标准。他们不得不把自己塞进这个模子，哪怕思想被禁锢，创造力被扼杀。
明朝中期的思想界，表面上程朱理学一统天下，实际上已开始僵化。而僵化的结果，是虚伪的盛行。
四、言行不一
成化八年（1472年），北京某官员府邸的夜宴。
主人是礼部右侍郎周瑄，客人有翰林学士、御史、给事中等十余人。酒过三巡，话题转到朝政。
“汪直那厮，越来越猖狂了。”一个御史愤愤道，“昨日西厂又抓了工部郎中武清，说他有贪墨嫌疑。武清我了解，为官清廉，这分明是诬陷！”
众人附和，痛斥西厂暴行。他们引经据典：《论语》说“仁者爱人”，汪直却滥用刑罚；《孟子》说“民为贵”，西厂却残害百姓；程子说“存天理”，汪直却纵容私欲……
说得义正辞严，慷慨激昂。
但宴席散后，周瑄回到书房，管家来报：“老爷，汪公公派人送来一份礼。”
周瑄打开礼盒，里面是一尊玉马，价值不菲。附有一封信，汪直亲笔：“闻周大人欲修祖坟，特献薄礼，聊表心意。”
周瑄沉默良久。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收下，就是默许汪直的所作所为；不收，可能成为西厂下一个目标。
最终，他收起玉马，对管家说：“备一份回礼，比这个再厚三分。”
几天后，朝会上又有人弹劾汪直。周瑄没有发言。散朝后，有同僚私下问他：“周兄今日为何不语？”
周瑄苦笑：“说了又有何用？皇上信任汪直，说了反而引火烧身。”
同僚叹息：“是啊，如今这世道，程朱理学说得再好，落到实处却难。我们读圣贤书，学忠孝节义，可真正做起来……”
两人相对无言。
这就是成化朝的现实：官员们满口仁义道德，行事却往往背道而驰。他们可以在奏章中引经据典，批评宦官专权，批评朝政腐败，但私下里，许多人却与宦官往来，收受贿赂，结党营私。
程朱理学成了口头禅，成了装饰品，成了敲门砖，却很少成为真正的行为准则。
最典型的例子是万安。这位内阁首辅，以程朱理学专家自居，经常在经筵上为皇帝讲解《四书》，说得头头是道。但他真正的本事是写艳诗，进献房中术，巴结万贵妃和宦官。人称“纸糊阁老”，意思是一戳就破的假道学。
{jz:field.toptypename/}有年轻官员看不惯，写诗讽刺：“平日高谈性与天，朝堂满口圣贤言。谁知背地谄阉宦，更向深宫献秘篇。理学原来登科梯，经书不过做官船。朱程若见今朝事，应悔当初著说传。”
这首诗很快传开，但万安地位稳固，因为皇帝需要他这样“懂事”的大臣。而那个写诗的年轻官员，很快被外放到偏远州县。
思想与实践的脱节，道德与行为的背离，成为明朝中期的一大痼疾。程朱理学越是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现实中“人欲”越是泛滥；越是强调“忠孝节义”，现实中背叛和虚伪越是常见。
这不能全怪程朱理学本身，而是制度使然。当一种思想被权力强行定为唯一标准，成为获取利益的工具，它就难免被异化，被利用，变得虚伪。
但物极必反。当虚伪达到一定程度，必然有人寻求改变。
五、心学萌芽
弘治二年（1489年），江西广信府弋阳县。
三十五岁的陈献章走在乡间小路上，身后跟着十几个学生。他们刚从象山回来，那里是南宋心学家陆九渊讲学的地方。
“先生，”一个学生问，“陆象山说‘吾心即是宇宙’，这与朱子的‘格物穷理’完全不同。究竟谁对？”
陈献章没有直接回答，反而问：“你们觉得呢？”
学生们七嘴八舌。有的说朱子对，因为“道在物中”，必须通过格物才能认识；有的说陆象山对，因为“心即理”，认识天理不必外求。
陈献章听着，等大家说完，才缓缓道：“朱子说格物，陆子说明心，看似不同，实则相通。格物是为了明理，明心也是为了明理。只是路径不同罢了。”
“那我们应该走哪条路？”学生追问。
“问你们自己。”陈献章说，“有人喜欢读书思考，那就走朱子的路，在经典中求索；有人喜欢静坐内省，那就走陆子的路，在心灵中探寻。重要的是结果——是否真正明白了天理，是否真正修养了德行。”
这话在当时很大胆。自从永乐年间《大全》颁行，程朱理学成为唯一正统，陆九渊的心学被视为“异端”，很少有人敢公开谈论，更别说将二者相提并论。
但陈献章不在乎。他是广东新会人，早年师从程朱学者吴与弼，但总觉得不满足。成化二年，他辞官回乡，隐居白沙村，自创“白沙学派”，主张“静坐养心”“自得于道”。
他的学问，既吸收了程朱的严谨，又融合了陆王（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思想，还带有道家、禅宗的影子。他说：“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
这句话，戳中了程朱理学僵化的要害——当学问不许怀疑，只能背诵，它就不再是活的学问，而是死的教条。
陈献章的影响逐渐扩大。从广东到江西，从湖南到福建，越来越多的读书人慕名而来，听他讲学。他们中有落第书生，有辞官文人，有隐居处士，都是对科举和官学失望，寻求新出路的人。
弘治皇帝知道陈献章，还曾想召他入京。但陈献章以病推辞。他对学生说：“朝廷要的，是符合程朱标准的人才；我要的，是真正理解圣贤之道的学者。道不同，不相为谋。”
陈献章没有推翻程朱理学，但他打开了一扇窗，让人们看到，除了科举那条路，除了背诵《大全》那种学法，还有别的可能。
他的心学思想，影响了后来一个人——王阳明。
弘治五年（1492年），二十一岁的王阳明到江西拜访陈献章的学生娄谅。娄谅告诉他：“圣人必可学而至。”
王阳明问：“如何学？”
娄谅说：“朱子教人读书格物，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立志’。立下做圣人的志向，然后求索方法，自然能成。”
这句话点燃了王阳明心中的火种。虽然此时他还在科举道路上挣扎（弘治五年中举，六年会试落第），还在读程朱的书，走程朱的路，但种子已经埋下。
二十多年后，这粒种子将在贵州龙场破土而出，长成参天大树，开创“阳明心学”，震动天下。
那是后话。在弘治年间，心学还只是萌芽，程朱理学依然统治着思想界。但裂痕已经出现，变化正在酝酿。
六、科举众生相
让我们回到弘治六年的殿试放榜。
钱福中了状元，一时风光无限。但他不知道，自己的“幸运”不会再现。在他之后，科举只会越来越僵化，程朱的框框只会越来越紧。
看看同科的其他士子：
唐寅，苏州府吴县人，二十四岁，乡试第一（解元），会试第二，殿试本该在前三甲，但因为考前与人饮酒高歌，被御史弹劾“行为不端”，降为二甲最后一名。他后来成为著名画家、诗人，但仕途断绝，一生坎坷。他曾自嘲：“我本苏州一浪子，奈何生在科举时。程朱道理万千字，不如桃花三两枝。”
王守仁，绍兴府余姚人，二十二岁，二甲第七名。他就是后来的王阳明。殿试时，他按程朱标准答题，四平八稳。但多年后他回忆：“那时写的文章，自己看了都脸红。全是套话空话，没有一句真心。”
伦文叙，广东南海人，三十五岁，三甲第五十六名。他考了五次会试才中，不是因为学问不好，而是不肯完全按照程朱的套路写文章。中年中举后，他心灰意冷，主动请求外放偏远小县，说：“宁为鸡口，无为牛后。在小地方做点实事，强过在京城说违心话。”
还有个落第的，叫李梦阳，陕西庆阳人，二十一岁。他在会试文章中批评时政，被考官认为“狂悖”，黜落。他后来成为“前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领袖，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其实是对科举八股文和程朱理学的反抗。
一科之中，众生百态。有人适应规则，如鱼得水；有人抗拒规则，头破血流；有人表面适应，内心反抗；有人彻底退出，另寻出路。
这就是程朱理学统治下的科举生态。它像一张大网，把所有读书人罩在其中。有人成为网上的结点，巩固这张网；有人想冲破网，往往伤痕累累；有人在网中找到一个相对舒适的位置，苟且偷生。
而这一切，都被坐在深宫里的皇帝看在眼里。
七、皇帝的矛盾
弘治十二年（1499年），文华殿经筵。
讲官正在讲解《中庸》“致中和”一章，引经据典，阐述朱熹的注释。皇帝朱祐樘听得很认真，但眉头微皱。
讲解完毕，照例是皇帝提问时间。
“朕有一问，”皇帝开口，“朱子说‘中和’是‘性情之德’，要‘存养省察’才能达到。但朕观历代治乱，发现一个现象：盛世时，君臣未必都深究性理；乱世时，也不乏满口道德的伪君子。这是为何？”
讲官愣住了。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触及了程朱理学的一个痛点——道德学说与现实政治的脱节。
“陛下，”讲官斟酌着词句，“盛世之君，虽未必深究性理，但其行事暗合天理；乱世之人，虽口称道德，但其心已背离天理。所以关键在‘心’，不在‘言’。”
“那如何判断‘心’是否合天理？”皇帝追问。
“这……需‘格物致知’，需‘诚意正心’……”
“够了。”皇帝摆摆手，“这些大道理，朕听了二十年。朕要问的是实际：如何让官员们真的做到廉洁奉公？如何让士子们真的理解圣贤之道，而不是只会背书考试？”
全场寂静。讲官们额头冒汗，不知如何回答。
皇帝叹息一声：“朕知道你们为难。程朱理学是祖宗定的规矩，科举是选拔人才的正途。但朕总觉得，哪里不对。”
他想起前几天看到的一份奏章。都察院御史弹劾某个知府贪污，证据确凿。但这个知府是进士出身，当年殿试文章写得花团锦簇，满篇仁义道德。为什么读书时会写，做官时却做不到？
他也想起少年时在冷宫，母亲教他识字。母亲没读过多少程朱注疏，但教会他最简单的道理：要对人好，要诚实，要负责任。这些道理，比《大全》里那些深奥的论述更让他受用。
经筵结束后，皇帝单独留下内阁首辅徐溥。
“徐先生，”皇帝问得直白，“你说，程朱理学这套，真的能治天下吗？”
徐溥沉思良久，缓缓道：“陛下，程朱理学如药，能治病，也能致病。用得好，可统一思想，稳定人心，选拔人才；用得不好，则禁锢思想，滋生虚伪，扼杀人才。”
“那朕是用得好，还是用得不好？”
“陛下已尽力平衡。”徐溥实话实说，“您允许钱福那样的文章得状元，是鼓励创新；您重用以陈献章为代表的学者，是宽容异见。但科举制度百年根基，程朱正统百年权威，非一朝一夕能改。”
皇帝默然。他知道徐溥说得对。作为皇帝，他需要程朱理学来维护统治，需要科举来选拔官僚。这是现实。
但他还是做了些微调。弘治年间，科举题目开始出现一些变化：不再纯粹考经义解释，而会结合时政，问“如何治河”“如何备边”“如何赈灾”。虽然标准答案还是程朱的那套理论，但毕竟向前迈了一小步。
皇帝还鼓励学者编纂新书。弘治十五年，敕修《大明一统志》，收录各地地理、风俗、物产，不仅限于经学；弘治十六年，命翰林院整理历代奏议，编成《历代名臣奏议》，供官员参考。
这些都是很小的变化，但在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背景下，已属难得。
皇帝知道，自己改变不了大局。他能做的，是在现有框架内，尽量给一点空间，一点灵活性。希望后来者，能继续推动改变。
但他没想到，自己的儿子正德皇帝，会以另一种方式“改变”——不是改革，而是破坏。
八、盛极而衰
弘治十八年（1505年），皇帝驾崩。随着他的离去，明朝思想界短暂的开明期结束了。
正德皇帝朱厚照对程朱理学毫无兴趣。他讨厌经筵，讨厌那些板着脸讲大道理的儒臣。他喜欢的是骑马射箭，是戏曲杂耍，是市井玩乐。
一次，大学士刘健劝他读书，说：“陛下当学尧舜之道，遵孔孟之教。”
正德反问：“尧舜之道能让朕打胜仗吗？孔孟之教能让蒙古退兵吗？”
刘健语塞。
正德大笑：“朕看那些程朱门徒，除了会说大道理，什么都不会。真要办事，还得靠武将，靠太监。”
这话虽偏激，却反映了一个现实：程朱理学培养出来的官僚，确实越来越脱离实际。他们擅长写文章，擅长辩论，擅长引经据典批评时政，但具体到治国理政、整顿边防、治理河工，往往束手无策。
正德朝的混乱，嘉靖朝的“大礼议”，万历朝的党争……在这些政治斗争中，程朱理学成了武器，成了口号，成了站队的标签，唯独不再是修身治国的学问。
而另一方面，新的思想在民间悄然生长。
正德三年（1508年），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创立阳明心学。这实际上是对程朱理学的革命——不再通过格物外求天理，而是向内探寻本心；不再强调“知”与“行”的先后，而是认为二者本是一体。
阳明心学很快风行天下，因为它解放了思想，给了士人新的精神出路。许多对科举失望，对官场厌倦的读书人，转向心学，在其中找到慰藉和力量。
但这也导致了思想分裂。程朱理学是官方正统，阳明心学是民间显学，二者互相批评，互相竞争。程朱学者骂心学是“禅学”“空疏”，心学学者骂程朱是“支离”“僵化”。
明朝后期的思想界，就在这种分裂和争论中度过。直到清朝入关，重新确立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但那是另一段历史了。
回头看弘治朝，那是程朱理学最后的“健康”时期。它还是官方意识形态，但尚未完全僵化；它统治思想界，但尚有不同声音；它规范科举，但尚有灵活空间。
钱福那样的状元，陈献章那样的学者，王阳明那样的青年，还能在夹缝中找到自己的路。
而这一切，与弘治皇帝的包容有关。他虽然尊程朱，但不迷信程朱；他虽然重科举，但不唯科举。他知道，任何思想，一旦定于一尊，强迫所有人接受，就必然走向僵化，走向虚伪。
他的平衡艺术，让明朝思想界在成化朝的混乱之后，有了一段相对清明的时光。虽然短暂，虽然有限，但至少证明：在程朱理学的框架内，还有改善的可能。
只是，这种可能随着他的去世而消失。后来的皇帝，要么像正德那样彻底抛弃，要么像嘉靖那样极端利用，要么像万历那样漠不关心。
程朱理学从治国的学问，渐渐变成了考试的套路，变成了党争的工具，变成了空洞的口号。而明朝，也在这思想的僵化中，一步步走向衰亡。
历史总是这样：一种思想，当它充满活力时，可以推动社会进步；当它僵化固化时，就会阻碍社会前进。程朱理学在明朝的命运，就是最好的例证。
而弘治朝，恰好处在拐点上——僵化已经开始，但活力尚未完全消失。那个从冷宫走出的皇帝，用他特有的宽容和智慧，为这古老的思想体系，续了一段时间的命。
只是，终究敌不过历史的惯性。
第二十七章 书画艺术见风流
正德五年（1510年）秋，苏州拙政园的水阁里，一场雅集已进行到深夜。
烛光摇曳，映照着四壁悬挂的书画卷轴。六十三岁的沈周坐在主位，须发皆白，面容慈和。他左边是四十一岁的文徵明，右边是三十六岁的唐寅，对面则是年轻的仇英，不过二十出头。
园主王献臣举杯道：“今日吴门四家齐聚，实乃百年难遇之盛事。当以诗画记之！”
沈周微笑：“老夫年迈，笔墨已不如前。还是让伯虎（唐寅字）先来。”
唐寅也不推辞，走到案前。他已有几分醉意，眼中却闪着锐利的光。三年前，他因科举案被革去功名，终身不得应试，从云端跌落尘埃。如今靠卖画为生，反倒洒脱。
他提起笔，不假思索，在宣纸上挥洒起来。寥寥数笔，一枝梅花跃然纸上，瘦硬孤峭，仿佛在寒风中挺立。题诗曰：
“黄金布地梵王家，白玉成楼腊月花。酒后梦回春色晚，错将桃李认梅花。”
诗画之间，透着一股孤傲与自嘲。众人看了，都知他借梅花自喻——看似柔弱，实则坚韧；看似平凡，实则清高。
文徵明点头：“伯虎此画，笔简意丰，已入化境。”
仇英年轻，不敢多言，只认真看着。他是漆工出身，没读过多少书，但天赋异禀，学画三月便能仿古乱真。沈周发现他的才华，收为弟子，带他进入文人圈子。
沈周对仇英说：“十洲（仇英字），你也画一幅。”
仇英犹豫：“弟子不敢在诸位先生面前班门弄斧……”
“无妨。”沈周温和地说，“各人有各人的路。你的工笔重彩，我们想学还学不来呢。”
仇英这才走到另一张案前，开始细细勾勒。他画的是《汉宫春晓图》，楼台殿宇，宫女宦官，服饰器皿，无不精细入微，色彩富丽。这是他的专长——青绿山水，界画人物，一丝不苟。
唐寅看了，感慨道：“十洲之工，可谓鬼斧神工。我这写意一路，是偷懒了。”
文徵明笑道：“各有千秋。书画之道，贵在性情。伯虎洒脱，十洲精工，沈师浑厚，我嘛……”他自嘲，“只能算个勤能补拙。”
这话不假。文徵明年少时并不聪慧，十次乡试不第，直到五十四岁才被荐为翰林待诏。但他勤奋异常，每日临帖作画，数十年如一日。他的书画，端正严谨，一丝不乱，正是其人格写照。
最后轮到沈周。老人缓缓起身，走到最大的那张宣纸前。他凝神片刻，忽然笔走龙蛇，不是画，是写字。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是《庄子·知北游》中的句子。沈周的书法，早年学黄庭坚，中年后自成一格，苍劲有力，如老树盘根。此刻写来，更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气象。
写完，他掷笔叹道：“书画小道，不过性情之流露。诸君各有所长，皆因性情不同。不必比较，不必模仿，但求一个‘真’字。”
众人肃然。这番话，道出了吴门画派的精髓——尊重个性，崇尚真情。
那一夜，拙政园的烛火亮到天明。四人作画十余幅，题诗数十首。这些作品后来流传后世，成为明代书画的瑰宝。
而“吴门四家”的雅集，也成为艺术史上的佳话。但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艺术成就，正处在一个大时代的转折点上。
一、从宫廷到民间
要理解明代书画的风流，得从明朝初年说起。
洪武年间，朱元璋对书画艺术的态度很矛盾。他出身贫寒，对文人雅士那些“无用”的玩意儿本能地反感。但他又需要书画来装点新朝气象，更需要用艺术来教化臣民。
所以明朝初年的书画，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宫廷画家被要求绘制《历代帝王图》《功臣图》，表彰开国元勋；创作《耕织图》《农桑图》，提倡生产；绘制《瑞应图》《祥瑞图》，证明新朝得天命。
这些画工整严谨，色彩鲜艳，但缺乏个性。画家像是工匠，按朝廷的要求批量生产。
永乐年间，朱棣迁都北京，修建紫禁城，需要大量装饰画。他设立“仁智殿”“武英殿”，招揽天下画师。有名的如边景昭画花鸟，细腻生动；商喜画人物，气势恢宏；谢环画山水，意境深远。
但这些宫廷画家，依然受制于皇家趣味。朱棣喜欢富丽堂皇的风格，画家们就往华丽里画；朱棣重视教化功能，画家们就往说教里画。个性？那是次要的。
真正的变化，发生在成化、弘治年间。
随着经济发展，江南一带出现了一个新兴阶层——富商。他们有钱，有闲，有文化需求，但又进不了官场（商人子弟不得科举）。怎么办？收藏书画，附庸风雅。
于是，书画市场悄然兴起。画家不再完全依赖宫廷或官府，可以通过卖画为生。这给了画家更大的自由——不必只画皇帝喜欢的，可以画自己擅长的，画市场欢迎的。
沈周就是典型的例子。他祖父沈澄是巨富，父亲沈恒是画家，家学渊源。他本可考科举做官，但选择隐居乡里，专心书画。求画的人踏破门槛，他一视同仁，“贩夫牧竖”来求，也欣然应允。
有次，苏州知府想求他的画，派人送来重礼。沈周画了，但和送给普通百姓的画没什么两样。知府不满：“吾乃一府之尊，岂可与平民同列？”
沈周答：“画为心声，不分贵贱。大人若嫌简陋，可退还。”
知府只好作罢。这事传开，沈周声望更高——人们敬佩他的骨气。
从沈周开始，书画艺术的中心，逐渐从北京宫廷转移到江南民间。画家不必看皇帝脸色，不必迎合官方趣味，可以按自己的性情创作。这是明代书画繁荣的关键。
而“吴门四家”，正是这个转折点的代表人物。
二、沈周：隐逸之宗
沈周字启南，号石田，苏州长洲人。生于宣德二年（1427年），卒于正德四年（1509年），历经七朝，享年八十三岁。
他的一生，是典型的隐逸文人生活。不应科举，不仕官府，隐居相城（今苏州相城区），耕读自娱，书画自乐。但他并非与世隔绝，而是“隐于市”——交游广泛，弟子众多，吴门画派因他而兴。
沈周的艺术，可用“浑厚苍润”四字概括。他的山水画，取法宋元，尤其推崇董源、巨然、黄公望、吴镇。但他不泥古，有创造。
《庐山高图》是他为老师陈宽祝寿所作。画中庐山层峦叠嶂，云雾缭绕，气势雄伟。但细看，山石用独特的“短披麻皴”，树木点苔浓密，既有宋人的严谨，又有元人的写意，更有他自己的创新。
更难得的是画中的情感。陈宽是江西人，沈周从未到过庐山，却凭想象画出此山，题诗道：“庐山高，高乎哉！郁然二百五十里之盘踞……”将学生对老师的敬爱，化为对庐山的礼赞。情景交融，感人至深。
沈周的花鸟画也别具一格。他常画日常所见——院子里的鸡，池塘里的鸭，竹篱边的菊花。不追求奇花异草，而在平凡中发现美。这种“生活化”的艺术取向，影响了后来的文人画。
在书法上，沈周早年学沈度（台阁体大家），后转学黄庭坚，晚年自成一家。他的字，结体宽博，笔力遒劲，如老农扶犁，沉稳有力。
但沈周最大的贡献，不在技法，而在精神。他开创了一种新的艺术家生活方式：不做官，不慕利，以书画自娱，以诗酒会友。这种生活方式，成为后来许多文人的理想。
他的学生文徵明，继承了他的隐逸情怀；唐寅虽曾追逐功名，但跌落后也走上这条道路；仇英虽非文人，但在他的影响下，也保持艺术家的独立人格。
沈周八十三岁去世时，苏州百姓自发送葬，队伍长达数里。他不是高官，不是富豪，只是一个画家。这样的哀荣，在明代是罕见的。
这证明了一件事：在江南，艺术家的地位，已经可以靠艺术本身获得，而不必依附权贵。
这是时代的进步。
三、文徵明：勤能补拙
如果说沈周是天才，文徵明就是地才。
文徵明原名壁，字徵明，后以字行，号衡山居士。生于成化六年（1470年），卒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享年九十岁。他比沈周小四十三岁，却多活了二十六年，见证了整个明代书画的黄金时代。
文徵明年少时并不出众，“生而外椎”，也就是看起来木讷笨拙。七岁才会说话，十一岁才把话说清楚。但他有一个优点：勤奋。
父亲文林是温州知府，重视教育。文徵明跟随吴宽学文，跟随李应祯学书，跟随沈周学画。别人学一遍就会的，他要学十遍；别人画一幅画的时间，他能画三幅。
沈周看出这个学生的特质，对他说：“汝书拙，当以勤补；汝画板，当以活济。”
文徵明铭记在心。他每日黎明即起，临帖百字，作画一幅，数十年不间断。即使晚年名满天下，仍保持这个习惯。有学生问他秘诀，他说：“无他，唯手熟耳。”
这种勤奋，造就了他独特的风格。
文徵明的书法，初学苏轼、黄庭坚，后专攻王羲之、赵孟頫，最终形成端庄秀丽的“文体”。他的小楷尤其精妙，清秀整齐，如珠玉落盘。当时人求他写字，往往指定要小楷。
他的画，以山水见长，兼擅人物、花卉。风格细腻严谨，一丝不苟。看他的《真赏斋图》《惠山茶会图》，一草一木，一石一水，都精心布置，笔笔到位。不像沈周那样洒脱，也不像唐寅那样纵逸，而是工整中见韵致，严谨中显灵气。
文徵明十次乡试不第，直到嘉靖二年（1523年），五十四岁时，才被苏州巡抚李充嗣荐为翰林待诏，参与编纂《武宗实录》。但他在京三年，不适应官场生活，三次上书乞归，终于获准。
回到苏州后，他专心书画，声名日隆。“四方乞诗文书画者，接踵于道”，但他有原则：不给藩王、宦官、外夷作书画。有宦官重金求画，他闭门不纳；宁王朱宸濠派人厚礼相聘，他称病推辞。
这种气节，赢得世人敬重。晚年他筑“玉磬山房”，日与朋友门生谈艺论道，成为江南文坛领袖。他活到九十岁，创作不辍，临终前还在为朋友写墓志铭。
文徵明的意义，在于证明：艺术不全是天才的事，勤奋同样能成就大家。他的存在，给无数资质平平的读书人希望——只要努力，也能在书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而他与沈周、唐寅、仇英的交往，也体现了一种包容：艺术可以有不同的道路，不同的风格，重要的是真诚与坚持。
四、唐寅：才子风流
唐寅的故事，更像传奇。
他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生于成化六年（1470年），与文徵明同岁，卒于嘉靖二年（1523年），只活了五十四岁。
唐寅是天才。十六岁中秀才，二十九岁中应天府解元（乡试第一），名动江南。当时人预测：来年会试，状元非他莫属。
弘治十二年（1499年），唐寅进京会试。与他同行的有江阴举人徐经，是富商之子。徐经仰慕唐寅才名，出资同行，一路结伴。
考试前，徐经贿赂主考官程敏政的家僮，窃得试题。他告诉唐寅，唐寅虽未参与贿赂，但得知试题后，没有举报，而是暗自准备。
事发后，徐经、唐寅均被下狱。经过审讯，唐寅确实未参与舞弊，但“知情不报”，被革去功名，发往浙江为吏。唐寅耻不就，回到苏州。
从此，命运急转直下。
妻子离他而去，兄弟分家，世人嘲笑。他从天之骄子，变成落魄文人。有段时间，他放浪形骸，流连青楼，靠卖画为生。曾自嘲：
“醉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月中眠。漫劳海内传名字，谁信腰间没酒钱。”
但唐寅终究是唐寅。痛苦之后，他重新拿起画笔，在艺术中找到救赎。
他的画，早年学周臣（南宋院体画家），工整严谨；中年后转向写意，洒脱奔放。最擅长山水、人物、花鸟。
《落霞孤鹜图》是他中年代表作。画中高山峻岭，江水浩渺，孤鹜低飞，落霞满天。题诗：“画栋珠帘烟水中，落霞孤鹜渺无踪。千年想见王南海，曾借龙王一阵风。”借王勃作《滕王阁序》的典故，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
《秋风纨扇图》更直接。画一女子手持纨扇，独立秋风，神情落寞。题诗：“秋来纨扇合收藏，何事佳人重感伤。请把世情详细看，大都谁不逐炎凉。”以女子自喻，讽刺世态炎凉。
唐寅的人物画尤其精彩。他常画仕女、高士，形象清秀，神情生动。《王蜀宫妓图》《李端端图》等，都是精品。他笔下的女性，不是概念化的美人，而是有个性、有情感的人。
在书法上，唐寅学赵孟頫，但更加纵逸。他的字，流畅潇洒，如行云流水，与他的画风一致。
唐寅晚年筑“桃花庵”，日与朋友饮酒作画。有诗云：“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看似逍遥，实则苦涩。
嘉靖二年，唐寅在贫病中去世。临终前写绝笔诗：“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
一代才子，就这样落幕。
唐寅的意义，在于展示了艺术家的另一种可能：不是沈周的隐逸，不是文徵明的勤勉，而是才子的放纵与悲情。他的艺术，是个人命运的投射，是真性情的流露。
正因为真实，所以动人。
五、仇英：工匠之巅
四人中，仇英最特殊。
他字实父，号十洲，生卒年不详，大约活跃于正德、嘉靖年间。他不是文人出身，少年时是漆工，后来学画，因天赋过人被周臣收为弟子，又得文徵明赏识，进入文人圈子。
仇英的画，以工笔重彩见长。他擅长青绿山水、界画楼阁、人物故事，细腻精致，色彩富丽。
《汉宫春晓图》是他的代表作之一。画中描绘汉代宫廷春日早晨的情景，人物上百，姿态各异；楼台殿宇，精雕细琢；花木器皿，一丝不苟。整幅画就像一部历史纪录片，让人仿佛穿越时空。
《桃源仙境图》则展现他的山水功力。青绿设色，金碧辉煌，山峦叠翠，云雾缭绕，仙境气象扑面而来。这种画风，源于唐代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但在仇英手中达到新的高度。
仇英还擅长摹古。他临摹的《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等，几可乱真。这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深入理解古人笔法后的再创造。
文徵明很器重仇英，常请他为自己的画作设色。两人合作的作品，文徵明写意，仇英工笔，相得益彰。这种文人画家与职业画家的合作，在明代很常见，体现了艺术的包容性。
但仇英始终有个心结：他不是文人，不会作诗，书法也一般。在文人主宰的艺术圈里，他有时感到自卑。
一次雅集，众人饮酒赋诗，仇英默坐一旁。唐寅看出他的窘迫，举杯道：“十洲之画，便是无声之诗。吾等绞尽脑汁凑几句歪诗，不如十洲一笔。”
这话给了仇英安慰。他更勤奋地作画，用作品证明自己。
仇英的成就，打破了“非文人不能为画家”的偏见。他证明，工匠出身，只要天赋加努力，同样能达到艺术巅峰。他的存在，扩大了画家队伍的来源，丰富了艺术的风格。
可惜仇英寿命不长，大约四十多岁就去世了。他的女儿仇珠继承父业，也成为知名画家，这是后话。
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四人风格各异，道路不同，但共同开创了吴门画派的辉煌。他们之后，吴门画派延续百年，影响深远。
但书画艺术的风流，不只在江南。
六、松江风云
嘉靖年间，在苏州东北的松江府（今上海松江区），另一个艺术中心正在崛起。
这里的代表人物是董其昌。
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生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这时沈周已去世四十六年，文徵明去世前四年，唐寅去世三十二年。他是吴门画派的晚辈，但开创了新的道路。
董其昌十七岁参加松江府试，因书法不佳被列为第二，从此发奋练字。他初学颜真卿，后转学钟繇、王羲之，又汲取米芾、赵孟頫之长，最终形成淡雅秀润的“董体”。
他的画，主张“南北宗论”，推崇王维、董源、巨然、米芾、倪瓒等“南宗”画家，贬低李思训、赵伯驹等“北宗”画家。其实是以禅宗喻画，强调文人画的写意、含蓄，贬低院体画的工整、华丽。
《秋兴八景图》是他的代表作。八幅册页，描绘秋日山水，笔墨简淡，意境悠远。题跋中，他阐述自己的艺术主张：“以境之奇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绝不如画。”
意思是：自然山水虽然奇特，但不如画家的笔墨精妙。这抬高了艺术家的地位——不是模仿自然，而是创造艺术。
董其昌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地位显赫。他的艺术理论，借助其政治影响力，迅速传播，成为明末清初画坛的主流。
但他也有争议。一方面，他学识渊博，书画双绝，是真正的艺术大师；另一方面，他为人骄横，贪财好利，纵容子弟欺压乡里。艺术上的高雅与人格上的瑕疵，形成鲜明对比。
这反映了明代后期艺术家的处境：随着艺术市场繁荣，书画家可以靠作品获得财富和地位，但同时也面临金钱的诱惑，人格的考验。
董其昌之后，松江画派还有陈继儒、莫是龙、赵左等人，延续“南宗”画风。而苏州的吴门画派，则逐渐衰落。
艺术中心的转移，背后是经济的变迁。嘉靖以后，松江府因棉纺织业繁荣，成为新的经济中心。富商云集，收藏家众多，自然吸引艺术家聚集。
书画艺术，从来不只是艺术本身的事。
七、书画市场
明代中期，书画市场已相当成熟。
以苏州为例，闾门、山塘街一带，画店林立。有的专营古画，有的代理当代画家，有的兼营文房四宝。买画的有本地富商，有外地客商，还有来自日本、朝鲜的商人。
价格因人而异。沈周晚年，一扇面（小幅画）值银一两，中堂（大幅画）值五至十两。这对普通百姓是巨款，但对富商不算什么。
文徵明的画更贵，因他官至翰林，社会地位高。一幅中堂可达二十两。
唐寅的画，因才子名声，也很受欢迎。但他产量大，价格反而不如文徵明。他自嘲：“吾诗与画，不过换酒钱耳。”
仇英的画，因工细费时，产量少，价格最高。一幅《汉宫春晓图》，耗时数月，可卖百两以上。
除了卖画，书画家还有其它收入：为人写墓志铭、寿序、题跋，有润笔费；收学生，有束脩；为富商家鉴定古画，有鉴定费。
有的画家还参与商业创作。比如为书籍画插图，为瓷器设计纹样，为丝绸设计图案。这是艺术与商业的结合。
市场的繁荣，带来两个结果：
一是画家经济独立，不必依附权贵。沈周拒绝知府的例子，就是证明。经济独立带来人格独立，艺术才能自由发展。
二是艺术风格多样化。市场需要不同的产品，有的喜欢工细，有的喜欢写意，有的喜欢山水，有的喜欢人物。画家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发展自己的特长。
但市场也有负面影响。有的画家为迎合市场，大量复制自己的作品，质量下降；有的模仿名家，制作赝品；有的攀附权贵，丧失气节。
文徵明坚持不给藩王、宦官作画，就是对抗这种风气。他给学生立规矩：“画有六忌：一忌俗，二忌匠，三忌板，四忌薄，五忌邪，六忌滥。”
这“六忌”，其实是艺术家的自律。在市场大潮中，保持艺术的纯洁性。
明代书画的繁荣，是市场经济与艺术家自律共同作用的结果。缺一不可。
八、艺术与时代
从沈周到董其昌，明代书画走过了近二百年。这二百年，艺术风格几经变化，但有一个主线：从宫廷走向民间，从统一走向多样。
洪武、永乐年间，艺术为政治服务，风格工整华丽；成化、弘治年间，江南经济崛起，吴门画派开创文人画新风；正德、嘉靖年间，艺术市场成熟，风格百花齐放；万历以后，董其昌提出理论总结，影响直至清初。
这背后，是明朝社会的深刻变迁：
经济上，江南商品经济发展，产生富商阶层，他们成为艺术的主要消费者；政治上，科举竞争激烈，许多文人仕途无望，转向艺术寻求寄托；文化上，印刷术普及，艺术知识传播更广，学画的人更多；思想上，阳明心学解放个性，艺术家更注重自我表达。
书画艺术，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明代社会的风貌。
看沈周的山水，我们看到一个安定繁荣的江南，一个可以隐居自得的时代；看唐寅的人物，我们看到才子的坎坷命运，看到科举制度下的悲欢；看仇英的界画，我们看到城市的繁华，看到工匠的技艺；看董其昌的理论，我们看到文人的自信，看到艺术的自觉。
而所有这些，都汇聚成“风流”二字。
“风流”不是轻浮，不是放纵，而是一种生活态度：在世俗中保持超脱，在规矩中寻求自由，在功利中坚守艺术。
沈周隐逸，文徵明勤勉，唐寅放纵，仇英精工，董其昌理论……看似不同，实则相通：他们都忠于自己的性情，都追求艺术的真实。
正是这种“风流”，让明代书画在中国艺术史上独树一帜。它不如唐宋那样雄浑，不如元朝那样高逸，但它更贴近生活，更富有人情味，更丰富多彩。
今天，当我们站在博物馆里，面对这些几百年前的作品，依然能感受到画家的心跳，能想象那个时代的风貌。
艺术穿越时空，连接古今。这就是“风流”的力量。
而明代书画的风流，不止在名家大作，也在民间日常。农家的年画，书生的扇面，女子的刺绣，工匠的雕刻……艺术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
这才是真正的风流——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整个时代的气息。
从沈周到董其昌，从苏州到松江，从宫廷到市井，明代书画的风流故事，还在继续。直到明朝灭亡，清朝建立，新的艺术时代来临。
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在弘治、正德、嘉靖年间，书画艺术的风流，正达到高潮。而“吴门四家”的雅集，就像这个高潮中的一朵浪花，虽短暂，却璀璨。
夜深了，拙政园的烛火渐渐熄灭。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各自归去。他们不知道，今夜的作品会成为传世珍品；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会被后人铭记；更不知道，他们代表的那个艺术时代，会被称作“风流”。
他们只知道，此刻，笔墨在纸上流淌，心意在画中呈现。这就够了。
艺术之事，但求尽心，何问身后。
而这，也许就是最大的风流。
第二十八章 农政全书初编纂
宣德八年（1433年）春，苏州府吴江县的一处圩田旁，五十六岁的周忱蹲在田埂上，抓起一把泥土在手中揉捏。泥土黑亮油润，带着江南水乡特有的潮气。
“巡抚大人，这土……”旁边的老农陈老四有些局促，他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大的官亲自下田。
周忱将泥土凑近鼻子闻了闻，又捻开细看：“肥力不错，但太黏了。排水不畅的话，稻根容易烂。”
“大人说得是。”陈老四连连点头，“去年秋汛，这片的稻子烂了三成。村里想挖沟排水，可……”
“可什么？”
陈老四欲言又止。陪同一旁的吴江县令咳嗽一声：“周大人，挖沟排水涉及邻村田地，需要协调。而且春耕在即，劳力都忙着插秧，抽不出人手。”
周忱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泥土。他身材不高，面容清瘦，一身半旧的官袍下摆沾满泥点，不像正三品的江南巡抚，倒像田间老农。
“协调是你们官府的事。”周忱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挖沟的劳力，本官来想办法。传令：调苏州卫两个百户所的屯军，明日到此，由陈老四指导，十日内必须把排水沟挖通。”
县令愣住了：“大人，调屯军挖沟？这……这不合规制啊！”
“规制？”周忱看了他一眼，“规制是人定的。粮食收不上来，百姓饿肚子，那才真不合‘规制’。”
他走到田边一处简陋的竹棚下——那是农忙时农民歇脚的地方。棚子里堆着农具：木犁、铁锄、水车零件，还有几本用油布包着的农书。
周忱拿起一本，封皮上写着《农桑辑要》，是元朝司农司编纂的。他翻开，书页泛黄，边角破损，显然经常被翻阅。
“你看这书？”周忱问陈老四。
陈老四憨笑：“小的不识字，是请村里秀才念的。里面有些法子挺管用，比如秧田的水深控制、施肥的时机……”
“秀才念一遍你就能记住？”
“记个大概，再自己琢磨。”陈老四指着田里，“像这‘烤田’的法子，书上说要在分蘖后期排水晒田，控苗促根。我试了三年，发现咱们吴江的土黏，得比书上说的早两天排水，效果才好。”
周忱眼睛一亮。这正是他想要的——来自田间地头的实际经验。
三年前，宣德皇帝任命他为江南巡抚，总督江南税粮。当时江南税赋积欠严重，苏州一府就欠粮八百万石。朝中有人说“江南民刁，抗税不交”，但周忱调查后发现，根本原因是水利失修、农业技术落后、产量低下。
要解决税赋问题，先要解决农业问题。而要解决农业问题，需要系统的知识。
一个念头在周忱心中萌生：该编一部新的农书了。
不是《农桑辑要》那样的官修典籍——那书虽然全面，但成书于元初，许多内容已过时；也不是文人雅士写的《耕织图诗》——那是艺术品，不是实用手册。
他要编的，是一部真正能指导农业生产、汇集最新技术、结合南北差异的实用农书。
这个想法，后来催生了明朝最重要的农学著作之一。但此时，它还只是周忱心中的一粒种子。
一、赋税之困
要理解周忱为何重视农政，得从明朝的赋税制度说起。
明朝的赋税，主要来自田赋。太祖朱元璋建国后，在全国范围内清丈土地，编制《鱼鳞图册》，按田亩征税。这原本是公平的制度，但执行百年后，问题丛生。
最严重的是江南。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田赋占全国近四分之一。其中苏州一府，税粮竟超过整个湖广省。为何如此重？
历史遗留问题。元末张士诚割据苏州，与朱元璋对抗多年。朱元璋灭张士诚后，为报复也为了削弱苏州势力，将苏州田赋定为全国最高——每亩征税三斗五升，是其他地区的数倍。
洪武年间，苏州尚能承受。那时水利完好，土地肥沃，农业技术先进，亩产可达两石（约300斤），交完税还有余粮。
但到永乐后期，问题出现了。江南水利年久失修，太湖流域水患频发；人口增加，土地兼并严重；农业技术停滞，产量不再增长。
而税赋不减反增——除了正税，还有各种加派、耗羡（运输损耗的附加税）。农民实际负担，比定额高出一半。
宣德初年，苏州拖欠税粮已达八百万石。新任苏州知府况钟上任时，府库空虚，官吏欠薪，百姓逃亡，田地荒芜。他连上三疏，请求减免赋税。
宣德皇帝朱瞻基很头疼。减免吧，国库吃紧；不减吧，民不聊生。他找来户部尚书夏原吉商议。
夏原吉是永乐朝老臣，以理财闻名。他给出建议：“减免不如改革。江南赋税之弊，在税制不合理，在征收不得法。当派能臣巡抚江南，统筹治理。”
于是，周忱被选中了。
二、巡抚江南
周忱字恂如，江西吉水人，永乐二年进士。他有个特点：务实。
在刑部任职时，他翻看案卷发现，许多盗窃案的发生，是因为灾荒年间百姓无食。于是建议：与其事后抓捕，不如事前预防——在各地设立“义仓”，丰年储粮，荒年放赈。这建议被采纳，救活无数百姓。
任越府长史时，他发现王府开支巨大，全靠朝廷拨款。便帮越王整理田庄，发展生产，五年后王府自给自足，不再要朝廷钱粮。
宣德皇帝看中的，就是这种务实精神。
宣德五年（1430年），周忱以工部右侍郎衔，巡抚江南诸府。临行前，皇帝召见：“江南税赋，国之根本。卿此去，当如何？”
周忱答：“臣以为，理财如治水，堵不如疏。强征欠税，如堵洪水，终会决堤。当先疏通根本——兴修水利，推广农技，提高产量。产量增，则税源足；民生安，则征收易。”
“需要多久？”
“至少五年。”
“朕给你五年。”皇帝说，“五年后，江南税赋若仍拖欠，朕不怪你；若有改善，当为天下楷模。”
周忱叩首谢恩。他知道，这是一场赌局——用五年的时间，赌江南农业的复兴。
到任后，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调查。他走遍江南各府县，访农问老，实地勘察。发现主要问题有：水利失修，太湖出水口淤塞，雨季成涝；农具落后，还在用宋元时的旧式犁耙；施肥不当，许多农民不会用石灰改良酸性土；品种单一，抗病力差。
第二，试验。他在苏州设立“劝农所”，召集老农、工匠，试验新技术。改良水车，提高灌溉效率；引进新作物，如从福建引种双季稻；试验新肥料，如用河泥、草木灰混合发酵。
第三，记录。他让随行书吏详细记录所见所闻：某地用什么犁，耕多深；某时施什么肥，效果如何；某品种抗什么病，产量多少。这些记录，后来成为农书的重要素材。
但最重要的，是他发现了一个问题：知识的断裂。
三、农书之缺
一天，周忱在劝农所看到令人痛心的一幕。
老农李老汉带来一种新的稻种，说是在太湖东山发现的野生稻，与本地稻杂交后，抗病性强，产量高两成。劝农所的官员问：“这种稻什么时候播种？需多少水？施什么肥？”
李老汉答得头头是道。
官员说：“你写下来，我们推广。”
李老汉苦笑：“大人，小的不识字。”
“那你说，我记。”
李老汉说了半天，官员记了三大页。但周忱在旁边看，发现记下来的，远不如李老汉实际掌握的丰富——许多细节，比如“要在清晨露水未干时观察稻叶，如果叶尖有白霜状的霉点，就是稻瘟病前期，得立刻喷洒石灰水”，这种经验之谈，官员不懂，也就没记。
后来周忱亲自问李老汉，才发现他有一套完整的种植经验：从选种浸种，到育秧插秧，到田间管理，到收割储藏，二十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诀窍。
“这些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周忱问。
“有些是祖上传的，有些是自己琢磨的，有些是跟别处老农学的。”李老汉说，“咱们种田的，碰一起就聊这些。可也就是嘴上说说，没人记下来。我儿子就不愿学，说种田没出息，要去城里学手艺。”
周忱心中一沉。这是普遍现象——宝贵的农业经验，靠口耳相传，随时可能失传。
他想起自己读过的农书。朝廷颁布的有《农桑辑要》，但那书编于元初，许多内容已过时；民间流传的有王祯《农书》，但那书偏重农器，且是元朝人所著；还有各种地方性的“劝农文”，但都零散不全。
需要一部新的农书。一部结合古今、融合南北、汇集最新经验的实用农书。
周忱把这个想法告诉况钟。况钟时任苏州知府，也是务实能臣，两人配合默契。
况钟很赞同：“是该有一部新农书。不过编书需要人才，需要时间，需要钱。”
“人才可以找。”周忱说，“各地有经验的农民、工匠，都可以请来。时间嘛……五年不够就十年。钱的问题，我来想办法。”
他确实想到了办法——用改革的收益，来支持编书。
四、“平米法”改革
江南赋税最大的弊端，是不公平。
同样的田地，因地形、水利、土质不同，产量相差很大。但税赋按亩征收，不分好坏。结果肥田负担相对轻，瘠田负担重，农民不愿种瘠田，导致抛荒。
更严重的是“加耗”问题。税粮运输过程中有损耗，朝廷允许加收一定比例的“耗羡”来弥补。这本是合理制度，但执行中变形了——州县官吏层层加码，实际加耗往往超过正税的一半。
农民交一石税粮，实际要交一石五斗甚至两石。负担不起就逃亡，逃亡者的税赋摊给未逃亡者，形成恶性循环。
周忱决定改革。他设计了一套新办法，叫“平米法”。
核心思想是“均摊加耗”。具体做法：
第一，重新核定田亩等级。按土地肥瘠、水利条件，分上中下三等，不同等级承担不同的加耗比例。肥田多承担，瘠田少承担。
第二，统一加耗标准。各府县加耗比例必须公开，接受监督，禁止擅自加码。
第三，设立“济农仓”。加耗多收的部分，不是落入官吏腰包，而是存入济农仓，用于荒年赈济、兴修水利、推广农技。
这改革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州县官吏少了灰色收入，地主豪强不能再把税赋转嫁给贫民。反对声音很大。
有御史弹劾周忱“变乱祖制，收买人心”。奏章送到北京，宣德皇帝也有些犹豫，问内阁首辅杨士奇。
杨士奇答：“祖宗之法，当因时制宜。江南赋税之弊，非改革不能解。周忱之法，看似变通，实合圣贤‘损有余补不足’之意。臣以为可试行。”
皇帝点头：“那就试行。但告诉周忱，步子不要太大，稳着点。”
周忱收到皇帝旨意，知道有风险，但决心已定。他在苏州先试点，亲自坐镇，监督执行。
改革效果立竿见影。普通农民负担减轻，生产积极性提高；济农仓有了储粮，可以兴修水利；更重要的是，官府信誉恢复，征税反而容易了。
宣德七年（1432年），苏州府完成税粮征收，且补缴了部分旧欠。这是十几年来第一次。
消息传到北京，皇帝大喜，下诏褒奖，命将“平米法”推广到整个江南。
改革的成功，为编撰农书提供了条件——济农仓的盈余，可以支持编书开支；官府信誉恢复，可以动员各方力量；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更愿意分享经验。
周忱开始着手编书。他命名为《江南农政录》，计划分三部分：农时、农事、农器。
五、编书之艰
编书的第一步，是收集资料。
周忱组织了一个小班子：劝农所的官员负责整理文献，书吏负责记录口述，画工负责绘制农器图样。他自己总揽大纲，审订内容。
资料有四个来源：
第一，古农书。他们搜集了能找到的所有农书：《氾胜之书》《齐民要术》《农桑辑要》《王祯农书》等。但不是照抄，而是验证——书中的方法，在江南是否适用？效果如何？
比如《齐民要术》记载的“区田法”（在小区内精耕细作），在北方旱地效果好，但在江南水田就不适用。他们注明：“此法宜北不宜南。”
第二，官府档案。各府县的劝农文书、水利图册、灾荒记录、赈济报告，都是宝贵资料。特别是水利部分，江南水网密布，治水是农业关键。他们详细收录了太湖流域的水系图、圩田修筑法、水闸设置要点。
第三，老农经验。这是最重要的部分。周忱派人到各地，请有经验的老农到劝农所，管吃管住，请他们讲述种植、养殖、加工的全套技术。
有个松江老农，擅长种棉。他说：“棉花喜温怕涝，要选高地，开深沟排水。播种要在谷雨前后，太早易受冻，太晚结铃少。田间管理讲究‘三锄’：苗期浅锄，蕾期中锄，花期深锄……”
书吏记了十几页。周忱看了，觉得还不够直观，请老农到棉田实地演示。画工跟着，把每个动作、每种工具都画下来。
第四，工匠技艺。农具的改良，需要工匠参与。周忱请来铁匠、木匠、车匠，一起研究如何改进农具。
比如江南常用的“江东犁”，比北方犁轻巧，适合水田，但犁头易损。工匠试验用熟铁包刃口，延长使用寿命。又如水车，传统的是脚踏式，费力且效率低。工匠设计出牛力转动的“牛转翻车”，省力且能日夜不停灌溉。
这些改进，都详细记录，绘图说明。
收集资料用了两年。宣德九年（1434年），开始编纂。
编纂的原则，周忱定了三条：
第一，实用为主。不追求文采，不空谈理论，要具体可操作。比如讲浸种，要写清楚：用什么水（河水最好，井水次之），浸多久（春稻三天，秋稻两天），水温多少（以不冰手为度）。
第二，因地制宜。江南与北方不同，山地与平原不同，要注明适用范围。比如施肥，沙土宜用粪肥，黏土宜用草灰，酸性土要加石灰。
第三，图文并茂。农具的形状、使用方法，单靠文字说不清，必须配图。周忱请了苏州最好的画工，要求“图要如见实物，人可按图制作”。
编纂过程很艰苦。有些老农不擅表达，说了半天说不清；有些技术很复杂，画工画了几稿都不对；不同地方经验有冲突，需要实地验证。
周忱事事亲为。白天处理公务，晚上审阅书稿，常至深夜。况钟劝他注意身体，他笑说：“我今年五十七了，再不抓紧，恐怕看不到书成。”
其实他心中有个更大的目标：这部《江南农政录》，只是开始。他希望将来有人以此为基础，编一部涵盖全国的农书。
那时他还不知道，二百年后，真会有一部《农政全书》问世，编纂者徐光启，正是松江人。
六、水利为先
在编纂农书的过程中，周忱最重视的是水利。
江南农业，成也水利，败也水利。太湖流域的地势，四周高中间低，像一个大盘子。雨季来临时，上游来水汇入太湖，下游出水不畅，就泛滥成灾。
周忱到任时，太湖主要出水口——吴淞江、刘河、白茆河，都已严重淤塞。其中吴淞江最为关键，它连通太湖与长江，是太湖最重要的泄洪通道。
元朝时，吴淞江面宽达十里，可行大船。到明初，只剩二三里。宣德年间，最窄处不过数丈，几乎断流。
原因很多：上游水土流失，泥沙淤积；沿岸围垦，侵占河道；管理不力，年久失修。
周忱决定疏浚吴淞江。这是大工程，需要大量人力物力，需要协调沿江各县，更需要技术。
他亲自勘察，从太湖口走到长江口，三百里水路，走了半个月。记录下每个淤塞段的位置、长度、深度，测量水流速度，计算土方量。
然后制定方案：全线疏浚，重点在淤塞严重的十处“喉结”；加宽加深，使江面恢复至五里；修筑堤坝，防止泥沙再淤；设立水闸，调节水位。
方案报上去，工部认为工程太大，花费太多，建议分段实施。周忱上疏力争：“治水如治病，不能头痛医头。吴淞江是一个整体，只疏一段，上下游仍会淤塞。必须全线治理，才能根治。”
宣德皇帝支持周忱。下旨：“准周忱所奏，拨银五十万两，调集民夫十万，限期三年完成。”
工程于宣德七年（1432年）冬开工。时值农闲，十万民夫上阵，场面壮观。周忱常驻工地，与民工同吃同住。他发现民工吃的差，体力不支，便从济农仓调粮，改善伙食；发现工具不足，便请工匠赶制；发现技术问题，便召集老河工商议。
疏浚工程不仅是体力活，更是技术活。挖多深？坡多陡？如何防止塌方？如何排水？都有讲究。
周忱让人详细记录施工方法：如何打桩固堤，如何分层挖掘，如何用“龙骨水车”排水，如何用“溜槽”运土……这些内容，后来都写入农书的水利篇。
工程最困难的是“合龙”——在江中筑临时坝，把水引到一边，挖另一边。合龙必须在枯水期进行，且要快速，否则春汛一到，前功尽弃。
宣德八年春，一处关键段合龙遇险。连日阴雨，水位上涨，米兰临时坝出现裂缝。民工惊慌，有人想逃。
周忱赶到现场，二话不说，跳入水中，与民工一起扛沙袋堵漏。巡抚大人亲自下水，士气大振。众人拼命抢险，终于保住大坝。
事后，况钟埋怨：“大人万金之躯，岂可亲身犯险？”
周忱说：“我不下水，人心就散了。治水如治军，主帅当先。”
经过两年施工，宣德九年冬，吴淞江疏浚工程基本完成。江面拓宽至五里，水流畅通。次年夏汛，太湖水位比往年低三尺，沿岸农田免于水患。
百姓感念周忱，立生祠祭祀。周忱知道后，命人拆祠：“治水是朝廷恩德，百官之力，万民之功，岂可归我一人？”
他把治水的全过程，写入农书。不仅是技术，还有组织方法、管理制度、甚至失败教训。他说：“后人治水，可鉴我得失。”
这体现了周忱编书的另一深意：不仅是传技术，更是传经验、传精神。
七、农书之成
宣德十年（1435年）春，《江南农政录》初稿完成。
全书共四十卷，分十二门：农时、耕垦、播种、栽植、耘锄、灌溉、施肥、收获、储藏、农器、水利、蚕桑。配图三百余幅，从犁耙水车，到锅灶纺车，一应俱全。
周忱抚摸着厚厚的书稿，感慨万千。五年心血，终于有了成果。
但他知道，这还不是定稿。农书需要实践检验，需要不断修订。
他命人抄写十部，分发各府县劝农所，让官员、老农试用，提出意见。同时，他开始筹划续编——准备增加“畜牧”“渔业”“园艺”“农产加工”等内容。
可惜，时间不多了。
这年正月，宣德皇帝驾崩，年仅三十八岁。九岁的太子朱祁镇即位，是为英宗，改元正统。朝局发生变化。
新朝伊始，有人翻旧账。几个曾被周忱改革触动的官吏，联名弹劾他“专权擅政，收买人心，变乱祖制”。
年轻皇帝没有主见，交给司礼监太监王振处理。王振早就看周忱不顺眼——这个巡抚不巴结太监，不送礼行贿，还常约束属下不得与宦官往来。
王振趁机进言：“周忱在江南八年，权柄过重，民只知有周巡抚，不知有朝廷。且他改革税制，擅自动用官粮，虽有成效，但开了一个坏头——地方官都学他，朝廷如何控制？”
这话戳中了皇权的敏感点。正统元年（1436年），朝廷下旨：调周忱回京，任工部尚书，看似升迁，实是明升暗降，剥夺实权。
周忱接旨时，正在审查农书的修订意见。他沉默良久，对况钟说：“我这一走，江南改革恐怕难以为继。这部农书，拜托你继续完善。”
况钟含泪答应。
周忱回京后，确实任工部尚书，但处处受制。王振专权，朝政日非。他多次上疏建言，多不被采纳。郁郁不得志，正统五年（1440年），辞官归乡。
在江西吉水老家，他继续整理农书。从江南带回的资料、笔记，堆了半间屋子。他每日伏案，增删修订。
儿子劝他休息，他说：“我在江南八年，所见所闻，所思所得，都在这里。若不整理成书，传给后人，这八年就白费了。”
正统七年（1442年），周忱病逝，年六十五岁。临终前，他手指着书稿，对儿子说：“务必刊印，传于后世……”
可惜，这部倾注心血的书，最终未能刊行。
原因很多：周忱去世后家道中落，无力刊印；朝廷对他的评价有争议，官方不支持；最重要的是，随着他的离去，江南改革停滞，农书的实用价值暂时不被重视。
书稿在周家保存了三十年。成化年间，周忱孙子周宣考中进士，想刊印祖父遗著，但发现书稿已有部分虫蛀、霉变。他请人整理，但许多图样已模糊不清。
最终，《江南农政录》没有完整流传下来。只有部分内容，被后来的农书引用，如嘉靖年间的《便民图纂》，万历年间的《农政全书》。
但周忱的农政思想，影响深远。
八、农政之传
周忱去世百年后，万历年间，松江人徐光启开始编纂《农政全书》。
徐光启是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但他最用心的却是农学。他系统研究了历代农书，发现一个现象：农书虽多，但各有局限。
有的偏重北方旱作，如《齐民要术》；有的偏重农器，如王祯《农书》；有的只是诗文，如《耕织图》；有的是官修典籍，但脱离实际，如《农桑辑要》。
他想要编一部全面的、实用的、结合东西的农书。
在搜集资料时，他看到了周忱《江南农政录》的残本。虽然不全，但大为震撼。
“周文襄公（周忱谥号）真乃实心任事之人。”徐光启在笔记中写道，“其书记农事，不尚空谈，字字出自实践。尤重水利、农器、蚕桑，皆江南切要之务。惜乎全书不传，然一鳞半爪，已见精要。”
徐光启继承了周忱的农政思想，并加以发展。
比如水利，周忱重点在太湖治理，徐光启则扩展到全国，提出系统的水利理论；比如农器，周忱收录改良的江南农具，徐光启则加入西方传入的机械，如龙尾车（螺旋式水车）；比如作物，周忱推广双季稻，徐光启则引进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
崇祯十二年（1639年），《农政全书》刊行，共六十卷，五十余万字。它成为中国古代农学的集大成者，影响直到清代。
而这部巨著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宣德年间，那个蹲在田埂上捏泥土的巡抚。
从周忱到徐光启，二百年间，农政思想一脉相承。核心都是：重视农业，关心农民，注重实践，强调改良。
这不仅是技术传承，更是一种精神传承——士大夫不仅要做官，还要务实，要为民办事。
明朝历史中，这样的士大夫不多，但正是他们，撑起了帝国的根基。
当正德皇帝在豹房嬉戏，当嘉靖皇帝在西苑炼丹，当万历皇帝在深宫怠政时，在江南的田野里，在边疆的屯田中，在各地的劝农所里，始终有这样一批人：他们研究农时，改良农具，兴修水利，推广技术。
他们可能没有留下显赫的政绩，没有留下华丽的诗文，但他们留下的，是实实在在的粮食，是千万百姓的温饱。
周忱的《江南农政录》虽然没有完整传世，但他的农政实践，影响了整个明朝的农业。
他推广的双季稻种植，使江南亩产提高三成；他主持的水利工程，保护了太湖流域百万亩农田；他改革的税制，减轻了农民负担；他倡导的农技改良，培育了一批农业人才。
更重要的是，他开创了一种风气：地方官要懂农业，要重视农业。
在他之后，许多江南地方官都以劝农为己任。有的编印农书，有的推广新法，有的兴修水利。虽然成效不一，但形成了传统。
这个传统，在明朝灭亡后，依然延续。清朝的江南官员，许多仍以周忱为榜样。
今天，当我们看到江南的鱼米之乡，看到纵横的水网，看到精耕细作的农田，其中就有周忱那一代人的贡献。
他们用实践告诉我们：治国之道，农政为本；农政之要，在实不在虚。
而《农政全书》的编纂，从周忱到徐光启，正是这种务实精神的体现。它不像诗文那样风流，不像书画那样雅致，但它更根本，更持久，更贴近大地。
因为粮食，才是文明的根基。
宣德十年的那个春天，当周忱完成《江南农政录》初稿时，他站在巡抚衙门的后园，看着园中试种的新稻品种。稻苗青青，在春风中摇曳。
他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这部书刊行，可能看不到改革完全成功。但他相信，只要方向对，总会有人继续走下去。
农政之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而历史，最终会记住那些脚踏实地的人。哪怕他们的名字不显赫，他们的著作不传世，但他们耕耘过的土地，养育过的百姓，就是最好的丰碑。
周忱如此，后来编纂《农政全书》的徐光启也如此。
农政全书，初编纂于宣德，成熟于万历，集大成于崇祯。这是一条跨越二百年的长河，流淌的是中华民族对土地的深情，对粮食的敬畏，对百姓的责任。
而这，才是真正的“风流”——不是舞文弄墨的风流，而是脚踏大地、心系苍生的风流。
当我们在博物馆看到那些泛黄的农书，在田间看到那些古老的农具，在史书中看到那些劝农的记载，我们应该知道：这里面，有一个民族最深沉的力量。
那力量，来自土地，来自汗水，来自一代代像周忱那样，弯下腰、低下头、实实在在做事的人。
他们可能没有留下豪言壮语，但他们留下了满仓的粮食，留下了耕种的土地，留下了生活的希望。
而这，比任何书画，都更风流。
第二十九章 卫所弛坏初显现
宣德八年（1433年）秋，大运河宿迁段。
漕船千总张勇站在船头，望着河面上稀稀落落的几艘运粮船，眉头紧锁。按规制，这个时辰应该有至少三十艘漕船在此集结，由卫所兵丁护送北上。可眼下，连护航的哨船都不见踪影。
“总爷，还要等吗？”身后的把总王二小声问道，“再等下去，天黑前就到不了徐州了。”
张勇没有回答。他今年四十岁，承袭父职在这漕运卫所干了二十年，从未见过如此景象。他父亲张大成是永乐年间的老兵，常跟他讲当年漕运的盛况：“那时候啊，运河上桅杆如林，漕船首尾相接，延绵数十里。每条船上有十个兵，人人披甲持矛，弓弩齐备。河两岸还有骑兵巡逻，那阵势，哪个水匪敢靠近？”
可现在呢？张勇这条船上，算上他自己只有五个兵，其中两个年过五十，一个腿有残疾，真正能打的就他和王二。武器也寒酸——两把腰刀、三杆长矛，弓只有一把，箭矢不足二十支。就这样，还是他再三向上峰恳求才配齐的。
“不等了，开船。”张勇终于下令。
漕船缓缓起航。这是一艘四百料的浅船，载着从淮安仓调拨的三百石粳米，要运往北京。船吃水颇深，在秋日的运河里行驶缓慢。
船过皂河闸时，张勇注意到闸门两侧的守卫兵房空无一人。按制，每处闸口应有十二名卫所兵丁值守，盘查过往船只，防止夹带私货。可如今，闸房里蛛网横结，显然是荒废已久。
“王二，上次过这闸是什么时候？”
“回总爷，两个月前。”
“那时就没人？”
王二苦笑：“何止这闸，这一路到徐州，七八个闸口，哪处有人？别说值守，连修缮都没人管。上个月刘家闸坏了，还是过往商船凑钱修的。”
张勇心中一沉。他是正统的卫所军官，祖辈随太祖起兵，靠军功得了这个世袭千总之职。从小父亲就教导他：“咱们卫所兵，战时为兵，平时为农，漕运时为工。这是太祖爷定下的万全之策，保大明江山永固。”
可眼前这景象，哪还有“万全之策”的影子？
船行至傍晚，在邳州附近泊岸过夜。按规矩，夜间需派两人值哨，但张勇看看手下那几个老弱残兵，叹口气：“都歇着吧，我来守上半夜。”
月色如水，洒在运河上。张勇坐在船头，思绪飘回二十年前。那时他刚袭职，跟着父亲押送漕粮。船队浩浩荡荡，旌旗蔽日，两岸农田里耕作的屯军见到船队，都会停下手里的活计，向船上行礼。那是何等的威严！
可现在，运河两岸的屯田大多荒芜。偶尔见到耕作的，也不是卫所军户，而是普通百姓——他们从卫所军官手里租来田地，按时交租，与卫所再无瓜葛。
“总爷，睡不着？”王二不知何时来到身边。
张勇示意他坐下：“王二，你在卫所多少年了？”
“二十五年了。俺爹就是卫所兵，俺是顶替他老人家的缺。”
“你家里还有军田吗？”
王二摇头：“早没了。宣德三年，百户大人说俺爹欠了屯粮，把俺家十亩田抵债收走了。现在俺家租着百户大人的地，每年交四成租子。”
“那你军饷呢？”
“军饷？”王二苦笑，“总爷您不是不知道，咱们的饷，已经三年没发全了。去年就发了三成，今年到现在，一两银子没见着。”
张勇沉默。他何尝不知。他这个千总，按制年俸该有六十石米、二十两银。可实际上，米被折成银，银又被克扣，到手不到一半。若不是家里还有几十亩祖传的军田（还没被侵占），早就撑不下去了。
“总爷，您说，这卫所……还能撑多久？”王二忽然问。
张勇没有回答。他望着月色下的运河，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勇儿，卫所是咱们大明的根基。根基若坏，大厦将倾。你要守好这个根基啊……”
可他守得住吗？
一、太祖的设计
要理解卫所制度为何败坏，得从它的设计说起。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刚登基，就面临一个难题：如何维持庞大的军队，又不给国家造成沉重负担？
元末战乱，人口锐减，田地荒芜。若完全靠财政养兵，新生的明朝根本负担不起。朱元璋的解决方案很巧妙——卫所制。
核心思想是“寓兵于农”。军队不完全是职业兵，平时种田，战时打仗。
具体设计如下：
编制上，全国设都司、卫、所。5600人为一卫，1120人为一千户所，112人为一百户所。百户所下设两个总旗，每个总旗50人；总旗下设五个小旗，每个小旗10人。
分布上，京师设京卫，边防设边卫，内地设卫所。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共有都司17个，内外卫329个，守御千户所65个，总兵力约180万。
经济上，实行军屯。每个卫所都分配军田，士兵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屯田收入，一部分作为军粮，一部分上交国家。按太祖设想，军队可以自给自足，甚至还能上交余粮。
管理上，军户世袭。一旦编入军籍，世代为兵，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军户不得随意脱籍，不得从事其他职业。
后勤上，设立军器局、军储仓。武器由国家统一制造配发，粮食由军屯和漕运补充。
这套制度，在明初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
永乐年间，全国军屯田达90万顷，年产粮2000多万石，不仅养活了180万军队，还能上交国库。当时有“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的说法。
而且卫所制有效控制了军队。将领不能随意调动部队，士兵有固定驻地，避免了唐末藩镇割据、宋初武将擅权的弊端。
朱元璋很自豪，在《皇明祖训》中写道：“吾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粒。此法若行，可保万世。”
可他没想到，再好的制度，也会随时间变质。
二、腐化从内部开始
卫所制度的败坏，是从宣德年间开始显现的。而败坏的原因，主要来自内部。
让我们回到张勇的船上。
宣德八年秋的那趟漕运，最终出了事。
船过徐州后，进入山东段。这段运河沿岸多丘陵，常有水匪出没。张勇格外小心，白天行船，夜间泊在卫所码头。
但百密一疏。那夜泊在济宁城南的码头，本该有济宁卫的兵丁巡逻，可码头上空空如也。张勇不放心，让王二带那个残疾兵在岸上值哨，自己在船上守夜。
子夜时分，岸上忽然传来打斗声。张勇惊醒，提刀冲上岸，只见王二倒在血泊中，残疾兵不见了踪影。三个黑衣人正在解系船的缆绳。
“什么人！”张勇大喝。
黑衣人并不答话，其中两人持刀扑来。张勇挥刀格挡，二十年的武艺此刻派上用场。但他以一敌二，渐渐不支。
这时，码头不远处传来火光和人声——是附近村民听到打斗声，举着火把赶来。黑衣人见状，扔下张勇，跳上已解开的一艘漕船（不是张勇的船），顺流而下。
村民赶到时，张勇正抱着王二。王二胸口中刀，气息微弱。
“兄弟，撑住！”张勇撕下衣襟为他包扎。
王二抓住张勇的手：“总爷……他们……是梁山泊的残匪……俺听见他们说话……”
话未说完，气绝身亡。
天亮后，济宁卫的官兵才姗姗来迟。带队的把总姓李，睡眼惺忪，显然刚从被窝里爬起来。
“张千总，怎么回事？”李把总问。
张勇强压怒火：“昨夜水匪劫船，杀了我的人，抢走一艘漕船。你们济宁卫的巡逻兵呢？”
李把总支吾：“这个……最近卫里人手不足，巡逻……有所松懈。”
“人手不足？”张勇冷笑，“济宁卫额定5600人，就算七分屯种，也该有1600人守城巡河。人都去哪了？”
李把总不答，转移话题：“张千总节哀。这事我们会查，你先去卫所衙门录个口供。”
在济宁卫衙门，张勇见到了指挥使周炳。这位正三品大员，一身锦袍，大腹便便，完全不像武将。
听完汇报，周炳慢条斯理地说：“张千总，此事本官会行文各州县，缉拿匪徒。你先回去，漕运要紧。”
张勇忍无可忍：“周大人，我的人死了！一艘漕船被劫！这事就这么算了？”
“那你想怎样？”周炳脸色一沉，“难道要我派兵去剿匪？你知道调兵需要多少手续？需要多少粮饷？现在卫所什么情况，你不清楚？”
张勇当然清楚。他压低声问：“周大人，济宁卫的兵员，现在实有多少？”
周炳盯着他看了半晌，终于叹口气：“张千总，看你也是实在人，我就说实话。济宁卫在册5600人，实际能点到的，不到两千。”
“其他人呢？”
“逃亡的逃亡，被借调的借调，还有的在军官家里为奴为仆。”周炳苦笑，“不瞒你说，我这个指挥使，手下能调动的兵，不超过五百。”
张勇震惊。一个5600人的卫，只剩五百可用之兵？
“那军屯呢？”他问。
“军屯？”周炳摇头，“早就名存实亡了。卫所的田地，七成被军官、豪强侵占，剩下的租给佃户。屯粮？不向朝廷要粮就不错了。”
张勇想起自己押运的这批漕粮，其中一部分就是拨给山东各卫所的军粮。原来，卫所已经不能自给，要靠朝廷调粮养活了。
告别时，周炳拍拍他的肩：“张千总，这世道变了。卫所制度，太祖爷设计得是好，可执行百年，早就千疮百孔。你我都改变不了什么，能自保就不错了。”
回船的路上，张勇想起父亲的话：“卫所是根基……”
可如今，根基已经开始腐朽。
三、逃亡的军户
王二被草草葬在济宁城外。张勇继续押运漕粮北上，心情沉重。
船过临清时，他决定去拜访一个人——临清卫的老兵赵铁柱。赵铁柱是他父亲的战友，永乐年间参加过靖难之役和北征蒙古，退役后留在临清。
在临清卫的一处破败营房里，张勇找到了赵铁柱。老人已七十多岁，耳背眼花，但提起往事，依然精神矍铄。
“张大成的儿子？都长这么大了！”赵铁柱拉着张勇的手，“你爹走得早，可惜了，他是个好兵。”
寒暄过后，张勇问起卫所现状。
赵铁柱叹口气：“坏了，全坏了。我在这临清卫五十年，眼看着它从盛到衰。”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仁宗朝就有苗头，宣德年间就明显了。”老人回忆，“最早是军户逃亡。当兵太苦，屯田税重，军饷拖欠，许多人活不下去，就跑了。”
“卫所不追捕？”
“追？怎么追？”赵铁柱苦笑，“逃的人太多，抓不过来。而且军官也乐意——军户逃了，他名下的军田就归军官了。所以有时候，军官还暗中放人走。”
张勇想起王二家被收走的军田。原来这不是个例。
“那逃亡的军户去哪了？”
“有的进山当土匪，有的去城里做苦力，有的到地主家当佃户。反正都比在卫所强。”赵铁柱说，“我有个侄子，五年前跑了，现在在张家口贩马，听说混得不错。”
“那卫所的兵额……”
“虚额呗。”老人一针见血，“在册五千人，实际一千人，剩下四千人的军饷，进了军官腰包。朝廷来检查，就临时雇人充数。这种事，我见多了。”
张勇想起济宁卫周炳的话。原来整个山东的卫所，都是如此。
“朝廷不知道吗？”
“知道又如何？”赵铁柱摇头，“仁宗、宣宗都是仁君，知道卫所败坏，也想整顿。可怎么整？牵一发而动全身。真要按照洪武年的规矩来，得处置多少军官？得罪多少权贵？”
他顿了顿，压低声音：“我听说，京里的太监、外戚，都在卫所里有利益。侵占军田的，吃空饷的，背后都有靠山。皇帝想动，也难。”
张勇默然。他想起自己那个千总之职，当年也是父亲花了二百两银子打点才顺利袭职的。这制度，从上到下都烂了。
告别时，赵铁柱送他到门口：“孩子，你爹是条好汉，希望你也能守住良心。这世道，守良心难，但总得有人守。”
张勇点头。可他知道，自己守得住良心，守不住卫所。
船继续北上。过天津，入通州，最后抵达北京朝阳门外的漕运码头。
交卸漕粮时，张勇遇到一个熟人——京卫的亲军都尉刘振。刘振是他同乡，早年一起习武，后来刘振家花钱打点，调到了京卫。
酒馆里，两杯下肚，张勇说起一路见闻。
刘振听了，不以为意：“张兄，你太较真了。现在哪个卫所不这样？就说我们京卫，号称十万禁军，实际能拉出来打仗的，有三万就不错了。”
“那真要出事怎么办？”
“能出什么事？”刘振笑道，“天下太平，蒙古人被打怕了，几十年没大仗。卫所废弛就废弛呗，反正用不上。”
“可万一……”
“没有万一。”刘振打断他，“张兄，听我一句劝。你那个漕运千总，油水不少，趁现在多捞点。等过几年，攒够钱，活动活动，调个闲职，享清福去。操那么多心干嘛？”
张勇看着这位昔日的同窗，忽然觉得陌生。当年他们一起练武，一起读兵书，立志要像父辈那样建功立业。可现在，一个成了兵痞，一个在腐朽的制度里挣扎。
也许刘振是对的。这世道，认真的人，反而痛苦。
四、军屯的崩溃
卫所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军屯。军屯崩溃，卫所自然瓦解。
让我们看看军屯是如何崩溃的。
第一，土地兼并。
这是最直接的原因。军官利用职权，侵占军田，化公为私。
手段很多：谎报军户逃亡，将其田地收归已有；谎报田地荒芜，然后私自开垦；强迫军户“投献”，名义上军户把田献给军官以求庇护，实则成为军官的佃户。
宣德年间，这种兼并已很普遍。南京都察院曾上疏：“各卫所官，多占种军田，私役军士，虚报逃亡，侵吞粮饷。军士饥寒，逃亡日众。”
宣德皇帝下令清查，但阻力重重。许多军官与朝中大臣有姻亲关系，或贿赂太监，最终不了了之。
第二，赋税过重。
军屯的田赋，本来不高。洪武年间规定：每亩收粮一斗，作为军粮储备。
但实际执行中，层层加码。军官要捞钱，就把赋税提高到每亩二三斗；地方官府也来分一杯羹，加征各种杂税。军户实际负担，往往超过收成的一半。
有军户上书哭诉：“终岁勤劳，纳粮之外，所余无几。妻子冻馁，难以存活。”
第三，生产条件恶化。
军屯多在边远或贫瘠地区，水利设施差，易受灾害。而卫所制度僵化，军户不能自由迁徙，遇到灾荒只能硬扛。
宣德五年，陕西旱灾，榆林卫军屯绝收，军户大量逃亡。朝廷虽调粮赈济，但杯水车薪。事后统计，榆林卫逃亡军户达三成。
第四，军官私役。
军官把军户当私人奴仆，让他们为自己耕种私田、修建宅第、甚至经商贩运。
宣德三年，大同卫指挥使郭玹，私役军士三百余人，为自己修建庄园。事发后被革职，但这类事屡禁不止。
在这些因素作用下，军屯逐渐瓦解。到宣德末年，全国军屯田从永乐时的90万顷，减少到不足50万顷，且产量大减。
军屯崩溃的直接后果，是卫所无法自给，要靠朝廷拨款养兵。而这又加重了财政负担，形成恶性循环。
张勇在漕运中看到的一幕——卫所兵连巡逻的人都没有，军官却富得流油——正是这种崩溃的缩影。
五、军事训练的荒废
卫所不仅是生产单位，更是军事单位。可随着时间推移，军事职能也荒废了。
永乐年间，朱棣重视军事训练，常亲自检阅京营。那时规定：卫所兵每年春秋两季操练，考核合格者有赏，不合格者受罚。
到宣德年间，训练已成形式。
张勇记得小时候，父亲每年都要带兵操练。那时卫所有校场，有器械，每月至少操练十天。父亲常说：“兵不练不成器。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可他现在所在的漕运卫所，已经十年没正经操练过了。校场长满荒草，器械锈迹斑斑。偶尔上头来检查，就临时组织几十个人，装装样子。
原因有几个：
第一，军官不懂军事。
卫所军官多是世袭，不学无术。许多人是纯绔子弟，从小娇生惯养，别说带兵打仗，连基本军事常识都不懂。
张勇认识一个千总，是南京某侯爵的侄子，连马都不会骑，弓箭拉不开，却靠着关系当上了漕运卫所的军官。这种人，怎么可能认真训练士兵？
第二，士兵无战斗力。
卫所兵源质量越来越差。壮丁逃亡，剩下的多是老弱病残。就像张勇船上那几个兵，两个年过五十，一个腿残，如何训练？如何打仗？
而且士兵没有积极性。军饷拖欠，待遇低下，谁愿意拼命训练？
第三，训练无实际意义。
承平日久，许多卫所几十年没打过仗。士兵觉得练了也用不上，军官觉得练了白费劲。大家敷衍了事。
张勇曾试图在自己船上组织训练，教那几个兵用刀用矛。可练了几天，百户就来找他：“张千总，省省吧。练他们有什么用？真碰上水匪，能跑就跑，跑不了就认栽。练得再好，能打得过那些亡命之徒？”
这话虽难听，却是现实。在全面腐化的制度下，个人的努力显得如此无力。
军事训练的荒废，意味着卫所失去了最根本的职能——打仗。一旦有战事，这些卫所兵根本不堪一击。
后来的土木堡之变，五十万京营全军覆没，正是卫所军事职能彻底崩溃的结果。而崩溃的种子，在宣德年间已经埋下。
六、漕运的危机
张勇的漕运卫所，是卫所制度的一个缩影。通过漕运，我们可以看到卫所如何影响国家命脉。
漕运是明朝的生命线。南方税粮通过运河运往北京，供养朝廷、边军、宗室。而漕运的安全，全靠沿河卫所保障。
永乐年间，漕运卫所兵力充足，装备精良。沿途设巡河御史，监督漕运。那时漕粮损失率不到百分之一。
到宣德年间，情况恶化。
张勇这趟漕运，损失了一艘船、三百石粮，还死了一个兵。这还不是最严重的。
宣德六年，山东段运河发生大规模劫案，水匪联合沿岸贫民，抢劫漕船十余艘，杀官兵数十人。朝廷震怒，派兵剿匪，但收效甚微——卫所兵根本没有战斗力，最后还是靠地方乡勇才平定。
漕运危机背后，是卫所制度的全面失效：
第一，护航兵力不足。
按制，每十艘漕船应有一艘哨船护航，每船配兵十人。可实际上，像张勇这样，五个人护一艘船都算好的。许多漕船根本没有兵护送，完全靠船工自卫。
第二，沿岸防卫空虚。
运河沿岸的卫所，本该设烽堠、巡哨，可大多名存实亡。张勇一路所见，闸口无人，码头无人，烽堠废弃。水匪来去自如。
第三，官兵腐败。
有些卫所官兵甚至与水匪勾结。提供情报，分享赃物，或者睁只眼闭只眼。张勇怀疑，王二之死，可能就是济宁卫有人泄露了消息。
漕运危机直接影响京城粮食供应。宣德七年，因漕运不畅，北京粮价上涨三成。皇帝下旨严查，但查来查去，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根本问题不解决，表面文章做得再多也无用。
张勇交卸漕粮后，在京城待了几天。他去了兵部，想汇报沿途见闻，但门都进不去——一个小小千总，没门路没银子，谁理你？
他走在京城的街道上，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繁华的市井，忽然感到一阵悲凉。
这繁华，是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上的。运河千里，漕运一线，全靠那些腐朽的卫所维系。一旦这条线断了，京城百万人口，吃什么？
父亲常说：“咱们卫所兵，守的是国脉。”
可如今，守国脉的人，自己都快活不下去了。
七、改革的尝试
卫所败坏的问题，朝廷不是不知道。宣德皇帝曾尝试改革。
宣德三年，皇帝任命工部侍郎罗汝敬为巡抚，整顿陕西军屯。罗汝敬到任后，清查出被侵占的军田二十万顷，惩处了一批军官。
但阻力太大了。被触及利益的军官联合起来，诬告罗汝敬“苛刻扰民，擅作威福”。朝中也有大臣为他们说话。
最终，罗汝敬被调回，改革半途而废。
宣德五年，皇帝又命兵部整顿京营。当时京营“占役”（军官私役士兵）严重，士兵名在营而人在外，为军官私人服务。
兵部尚书张本雷厉风行，清退占役士兵上万人。但得罪了太多权贵，半年后就被调任他职，改革再次失败。
几次尝试后，宣德皇帝也灰心了。他对内阁说：“祖宗之法，日久弊生。朕欲革之，而牵涉太多，动辄得咎。奈何？”
首辅杨士奇劝慰：“陛下仁德，不忍严惩。然积弊已深，非猛药不能治。可循序渐进，先从京营开始。”
但还没等下一步改革，宣德十年，皇帝驾崩了。改革随之停止。
新即位的英宗才九岁，朝政由太皇太后张氏和“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主持。他们主张稳定，不愿大动干戈。卫所问题，被暂时搁置。
这一搁置，就是十几年。等到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问题总爆发时，已经来不及了。
历史往往如此：问题在萌芽时不难解决，但人们总是拖延，直到积重难返。
张勇从北京返回时，已是初冬。运河开始结冰，漕运暂停。他沿着河岸步行，看到许多漕船停泊在码头，无人看管。
在一个小码头，他遇到一群正在修补渔网的老人。闲聊中得知，他们都是逃亡的军户。
“老爷子，当年为什么跑？”张勇问。
一个缺了门牙的老人说：“活不下去呗。俺在卫所种了二十年田，交完租税，剩下的不够全家吃三个月。两个儿子，一个饿死了，一个病死了。不跑，等死吗？”
“那现在呢？”
“现在给村里大户打渔，虽然也苦，但至少能吃饱。”老人说，“俺两个孙子，都在城里学手艺，将来不当兵。”
张勇默然。军户逃亡，不是因为他们不爱国，不守法，而是制度逼得他们活不下去。
卫所制度的初衷是好的：兵农合一，自给自足，稳固国防。可执行中变形了，成了压迫工具，成了腐败温床。
父亲一生捍卫这个制度，临终还嘱咐他要“守好根基”。可现在张勇怀疑，这个根基，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缺陷？
任何制度，时间长了都会僵化，都需要调整。可明朝的卫所制度，调整得太少，太晚。
回程路上，张勇做了一个决定：明年开春，他就辞去千总之职。虽然这是祖传的职位，虽然父亲会失望，但他不想再在这个腐朽的制度里沉沦。
他要回老家，守着那几十亩祖田，过普通人的生活。也许这样，良心能安一些。
但他知道，个人的逃避解决不了问题。卫所制度的危机，还在继续发酵。等到总爆发的那一天，整个大明都要为之震动。
而他，一个卸任的千总，只能眼睁睁看着。
八、历史的伏笔
宣德八年冬，张勇辞官回乡的消息，在他的漕运卫所引起不小震动。
百户钱贵（就是那个说他“较真”的百户）设宴为他送行。酒过三巡，钱贵说：“张兄，你真要走？你这千总之职，虽说油水不多，可好歹是个官身。辞了，就什么都没了。”
张勇摇头：“钱兄，我这辈子，对得起朝廷，对得起父亲，唯独对不起自己。剩下的日子，我想为自己活。”
“为自己活？”钱贵苦笑，“这世道，谁能真正为自己活？咱们这些卫所军官，就像这运河里的船，看着自由，其实被两岸拴着，被水流推着，去哪，怎么走，由不得自己。”
这话深刻。张勇举杯：“那就敬这不由己的人生。”
钱贵一饮而尽，忽然压低声音：“张兄，你这一路，看到卫所败坏，心里不好受，我理解。可你知道，这败坏背后，是什么吗？”
“是什么？”
“是整个朝廷的腐败。”钱贵说，“卫所败坏，只是冰山一角。朝廷的宦官专权，外戚干政，官员贪腐，哪样不比卫所严重？就说咱们漕运，从漕运总督到巡漕御史，哪个不收钱？他们收了钱，自然对下面的腐败睁只眼闭只眼。”
张勇想起济宁卫周炳的话。原来，腐败是系统的，从上到下。
“所以，你一个人的清白，改变不了什么。”钱贵总结，“不如留下来，至少还能护着船上那几个兄弟。你走了，换个人来，说不定更糟。”
张勇沉默。他知道钱贵说得有道理。可他太累了，心累。
最终，他还是走了。宣德九年春，交接完职务，带着简单的行李，回到扬州府江都县老家。
老家还有几十亩祖田，虽不算富足，但足够温饱。他娶了妻，生了子，过起普通地主的生活。偶尔听说漕运的消息，听说卫所的近况，也只是摇头叹息。
他知道，自己救不了那个制度。能救的，只有自己的良心。
时光荏苒，十几年过去了。正统十四年（1449年），张勇五十六岁。这年夏天，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皇帝亲征蒙古，在土木堡大败，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皇帝被俘。
消息传到江都，全县震动。张勇站在田头，望着北方，久久不语。
儿子问：“爹，朝廷那么多兵，怎么会败得这么惨？”
张勇缓缓道：“兵再多，制度坏了，也是乌合之众。”
他想起了宣德八年那趟漕运，想起了王二的死，想起了济宁卫的空虚，想起了沿途荒废的烽堠，想起了那些逃亡的军户……
一切都有预兆，只是没人重视。
或者说，重视的人，改变不了什么。
土木堡之变后，明朝不得不重建军队。于谦主持北京保卫战，改革军制，创建团营。但那已是另一套制度，与卫所无关了。
卫所制度，在土木堡之变中彻底暴露了它的失败。虽然名义上还存在，但已经失去实际军事价值。明朝后期，打仗主要靠募兵（戚家军、俞家军等），卫所成了空架子。
而这个失败的伏笔，早在宣德年间就已埋下。
张勇活到成化年间，见证了卫所制度的彻底没落。临终前，他对子孙说：“记住，任何制度，久了都会坏。要常修常新，否则小洞不补，大洞吃苦。”
这是他一生最深的体会。
可惜，这个体会，对整个大明来说，来得太晚了。
从宣德到正统，从正统到景泰，再到成化、弘治……卫所制度一点点腐烂，却无人能根治。它像一棵内部蛀空的大树，外表看起来还枝繁叶茂，但一阵大风，就可能轰然倒塌。
土木堡的风，吹倒了第一根枝条。后来的风，还会吹倒更多。
而这一切，在宣德八年秋，张勇站在漕船上，看着空荡荡的运河时，就已经注定了。
制度之败，始于微末，终于全局。
这是历史的教训，也是明朝的宿命。
第三十章 仁宣遗风云飞扬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初三，北京城还笼罩在新年的寒意中。紫禁城乾清宫的暖阁里，炉火烧得正旺，却驱不散那股弥漫在空气中的沉重。
三十八岁的宣宗皇帝朱瞻基躺在龙榻上，面色蜡黄，呼吸急促。他已经三天无法进食，只靠参汤吊着一口气。御榻前，九岁的太子朱祁镇跪着哭泣，张皇后握着皇帝的手泪流满面，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位老臣垂首肃立。
“朕……朕的时间不多了。”朱瞻基声音微弱，但眼神依然清明。这位在位十年的皇帝，此刻正进行生命中最后的交代。
他转向太子：“祁镇，你过来。”
九岁的孩子怯生生地靠近。朱瞻基握住儿子的手，又看看张皇后，最后目光落在三位阁臣身上。
“朕死后，太子年幼，朝政……”他喘了口气，“暂由皇后与三杨先生共同主持。待太子成年，再亲政。”
杨士奇等跪地：“臣等必竭忠尽智，辅佐幼主。”
“还有，”朱瞻基艰难地说，“有几件事，你们务必记住。”
阁臣们凝神倾听。这是皇帝最后的政治遗嘱。
“第一，继续与民休息。仁宗、朕，这十一年来，减赋税，省刑罚，与民休息，才有今日承平。此策不可改。”
“第二，慎用兵戈。北边蒙古，虽时有骚扰，但只要守好长城，不必大举征伐。南边安南，既已撤军，就莫再贪功。”
“第三……”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忧虑，“约束宦官。王振那孩子，聪明机灵，陪太子读书可以，但不可干政。太祖有训：宦官不得干政。切记，切记。”
这三条，总结了他和父亲仁宗十一年统治的核心：休养生息，慎动兵戈，抑制宦官。
说完这些，朱瞻基仿佛用尽了力气，闭上眼睛。太医刘溥上前诊脉，脸色越来越凝重。
张皇后轻声问：“刘太医，皇上……”
刘溥跪地，声音颤抖：“娘娘，皇上脉象已散，恐……就在今明两日。”
暖阁里一片寂静，只有炉火噼啪作响。窗外，紫禁城的琉璃瓦上覆盖着薄雪，在冬日阳光下泛着冷光。
这一刻，刘溥忽然想起二十二年前，也是在这里，他见证了另一个皇帝的临终。
那时他还只是太医院的小太医，随师父为仁宗皇帝朱高炽诊病。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那位在位仅十个月的皇帝，临终前对朱瞻基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吾儿，要记住，治国如烹小鲜，不可扰民过度。”
两代皇帝，同样的仁政理念，同样的临终嘱托。
而现在，宣德时代也要结束了。
一、仁宗之仁
要理解“仁宣之治”，得从仁宗朱高炽说起。
这位皇帝在历史上有个尴尬的记录——在位仅十个月，是明朝最短命的皇帝之一。但他留下的政治遗产，却影响深远。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八月，朱棣在北征蒙古归途中病逝于榆木川。当时还是太子的朱高炽在北京监国，得知消息后立即即位。
他面临的是一个棘手的局面：父亲朱棣在位二十二年，五次北征蒙古，六下西洋，修建北京紫禁城，编纂《永乐大典》……功业辉煌，但也耗尽了国力。国库空虚，民力疲惫，边境紧张。
朱高炽选择了与父亲完全不同的治国路线：收缩。
即位第二天，他连下三道诏书：
第一，停止西洋宝船队。郑和下西洋的壮举被暂停，省下的经费用于赈济灾民。
第二，减免赋税。全国田赋减免三成，受灾地区全免。
第三，释放囚犯。非谋逆大罪的囚犯，减刑或释放，让他们回家生产。
这些政策遭到一些官员反对。有御史上书：“先帝新丧，当继承遗志。停西洋，减赋税，恐失国威，损国用。”
朱高炽在朝会上回应：“国威不在船队多寡，而在百姓安乐；国用不在赋税轻重，而在生息有方。民富则国强，民贫则国弱。这个道理，你们不懂吗？”
他说话时气喘吁吁——他体型肥胖，有足疾，行动不便。但话语中的坚定，让群臣肃然。
仁宗的“仁”，不是软弱的仁慈，而是有原则的仁政。他清楚知道国家需要休养生息，就像一个人大病初愈，不能立即剧烈运动。
他做的几件事，体现了这种治国理念：
经济上，他继续减免赋税，鼓励生产。洪熙元年正月，下诏：“天下田赋，再减二成。各布政司存留粮，可用于赈济灾民，不必请示朝廷。”
这给了地方自主权。以前地方官要开仓赈灾，必须层层上报，等批复下来，灾民可能已经饿死。现在可以先行后奏，救活无数百姓。
司法上，他改革刑狱。永乐年间，因“靖难”后续影响，政治案件多，冤狱也多。仁宗下令复查，平反了一批冤案。特别对建文帝旧臣，不再追究，允许他们回乡。
有个叫王良的官员，因是建文帝时进士，被贬到云南二十年。仁宗召他回京，任命为翰林院编修。王良感激涕零，写诗：“二十年来瘴疠乡，忽闻新诏下朝堂。白发犹能报明主，不辞残躯写文章。”
用人上，他重用“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都是永乐朝老臣，但朱棣晚年多疑，对他们并不完全信任。仁宗则放手使用，让他们组成内阁，处理日常政务。
他对杨士奇说：“朕身体不好，朝政多劳先生。只要利于国家，尽管去做，不必事事请示。”
这种信任，在明朝皇帝中少见。后来的皇帝，要么像嘉靖、万历那样怠政，但也不放权；要么像正德那样胡闹，把政务交给太监。像仁宗这样既勤政又放权的，屈指可数。
生活上，他极其节俭。一次早朝，他的龙袍袖口破了，露出里面的补丁。御史看见了，上书劝他注意天子威仪。
仁宗笑答：“天子威仪，在德不在衣。朕这件袍子穿了八年，补补还能穿。省下的钱，可多救几个灾民。”
这话传开，天下感动。有地方官效仿，官服破了也继续穿，一时节俭成风。
但仁宗的身体实在太差了。洪熙元年五月，他在批阅奏章时突然晕倒，太医诊断是“心痹”（可能是心肌梗塞）。弥留之际，他召太子朱瞻基到榻前。
“瞻基，这十个月，朕只做了一件事：让百姓喘口气。”他喘息着说，“你爷爷（朱棣）是雄主，开疆拓土，威加四海。但他把弓拉得太满，弦要断了。朕把这弓松一松，让弦回回力。你将来治国，要记住：一张一弛，文武之道。该紧时紧，该松时松。”
朱瞻基流泪点头。
仁宗最后说：“还有……对你弟弟们，要宽厚。你爷爷杀了太多亲人，朕不想你再这样……一家人，何必……”
话未说完，气绝身亡。在位十个月，享年四十八岁。
时间虽短，但他为明朝拨正了航向。从永乐年间的扩张，转向休养生息。这个转向，被儿子朱瞻基继承，开创了“仁宣之治”。
而仁宗临终那句“治国如烹小鲜”，成为明朝中期治国理念的座右铭。
二、宣宗之治
朱瞻基即位时二十八岁，正是年富力强。他从小受祖父朱棣宠爱，多次随军北征，有武略；又受父亲仁宗熏陶，懂文治。他的统治，结合了祖父的英武和父亲的仁厚。
即位之初，他面临两个挑战：一是汉王朱高煦的叛乱，二是安南问题。
朱高煦是朱瞻基的叔叔，朱棣的次子，勇武善战，在靖难之役中立过大功。他一直不服气——父亲朱棣是次子夺了侄子的皇位，他为什么不能？仁宗在位时他不敢动，等到侄儿即位，他觉得机会来了。
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朱高煦在乐安州（今山东惠民）起兵，仿效朱棣“靖难”，说要“清君侧”。
消息传到北京，朝堂震动。有大臣建议派大将征讨，有建议招抚。朱瞻基力排众议：“朕亲自去。”
杨士奇劝阻：“陛下初登大宝，不宜轻动。可派大将，何必亲征？”
朱瞻基说：“汉王敢反，就是以为朕年轻，不敢亲征。朕若不去，天下藩王都学他，如何得了？且太宗（朱棣）当年，就是亲征平叛。朕当效法。”
他率军亲征，行动迅速。从北京到乐安，八百里，十日即至。朱高煦没想到侄儿来得这么快，更没想到皇帝会亲征。他部下多是乌合之众，见大军压境，纷纷动摇。
朱瞻基不急于攻城，先写信劝降：“王，朕之叔父也。若能悔过，朕当保全。”同时令大军围城，断其粮道。
围城三日，城中粮尽。朱高煦知道大势已去，出城投降。见到朱瞻基时，他跪地不敢抬头。
朱瞻基没有杀他，只是废为庶人，软禁在北京。后来朱高煦在一次朱瞻基探望他时，故意伸脚绊倒皇帝，被处死。这是后话。
平定汉王之叛，朱瞻基展现了决断和胆识，树立了威信。但他没有因此骄傲，反而更加谨慎。
接下来是安南问题。
安南（今越南北部）在永乐年间被明军占领，设为交趾布政使司。但统治并不稳固，反抗不断。每年驻军耗费巨大，死亡众多。
仁宗时就想撤军，但顾及“放弃祖宗疆土”的罪名，犹豫不决。朱瞻基即位后，安南又发生大规模叛乱，明军损失惨重。
朝中分为两派：主战派认为，放弃安南有损国威，应增兵平定；主和派认为，安南地形复杂，民风彪悍，统治成本太高，不如撤军，让其称臣纳贡即可。
朱瞻基很为难。他召杨士奇密议。
杨士奇说：“陛下，太宗皇帝取安南，是为震慑四方，彰显国威。如今国威已立，而安南耗我财力兵力二十余年，得不偿失。且用兵之道，该进则进，该退则退。当年太宗若不及时从安南撤出一部分兵力，如何能五次北征蒙古？”
“可放弃疆土，后世会如何评价？”
“评价在民心。”杨士奇缓缓道，“国内百姓安居乐业，比万里之外一块名义上的疆土更重要。太宗若在，看到今日国库空虚，民生艰难，也会做此选择。”
朱瞻基沉思良久，终于下定决心。
宣德二年（1427年），他下令撤出安南驻军，承认黎利建立的安南政权，但要求其称臣纳贡。安南问题以妥协方式解决。
事后证明这是明智之举。撤军后，南方边境安宁，节省的军费用于赈济灾民、兴修水利。而安南也履行诺言，定期朝贡，保持了宗藩关系。
这两件事——平叛的果断，撤军的务实，体现了朱瞻基的治国风格：该强硬时强硬，该妥协时妥协，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
在民生方面，他继承了父亲的仁政，且做得更系统。
三、仁政的具体化
宣德年间，朱瞻基将仁宗的休养政策具体化、制度化。
首先是赋税改革。
他推行“平米法”，这是周忱在江南试验成功的税制。核心是“均平赋役”，按田地肥瘠、人口多寡合理分摊税赋，避免苦乐不均。
同时大量减免赋税。宣德五年，全国减免税粮三百万石；宣德七年，因水灾减免九省税粮；宣德八年，又减免北京周边税粮。
有官员担心：“减免太多，国库空虚怎么办？”
朱瞻基答：“百姓有余粮，则市面繁荣，商税增加。且轻徭薄赋，民不逃亡，税基稳定，长远看反增税收。”
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宣德年间，虽然田赋减免，但商业繁荣，商税增加，国库并未空虚。
其次是司法改革。
他完善了“热审”制度。每年夏季，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联合复审在押囚犯，对轻罪者减刑或释放，避免暑热季节监狱疾病流行。
还规定：死刑案件必须三法司会审，皇帝亲自复核。宣德三年，他复核死刑案时，发现有个案子可疑——被告承认杀人，但供述细节与现场不符。他下令重审，结果真凶另有其人，避免了一起冤案。
从此他定下规矩：凡死刑案，必须“三复奏”，即三次复核才能执行。
第三是吏治整顿。
他重视官员考核。规定：地方官三年一考，政策突出者升迁，平庸者留任或降职，贪腐者严惩。
宣德四年，他亲自召见全国知府以上官员，一一谈话，了解地方情况。有个云南知府，说到当地少数民族生活困苦，声泪俱下。朱瞻基深受感动，不仅表扬他，还特批赈济。
但也有严厉的一面。宣德六年，山西布政使贪污赈灾款，被他下令斩首，家产充公。他说：“贪官如鼠，偷吃粮仓。不严惩，则鼠患成灾。”
第四是文化建设。
他本人精通书画，尤擅山水、花鸟。常在政务之余作画，赐给大臣。一次他画了一幅《岁寒三友图》（松竹梅）赐给杨士奇，题诗：“松竹梅，岁寒友。君臣义，亦如之。”
杨士奇感动不已，将画挂在书房，日日观瞻。
他还重视教育。扩大国子监规模，增加生员名额；命翰林院编纂《宣宗实录》，记录治国经验；鼓励民间办学，对成绩突出的书院赐匾褒奖。
这些政策，让宣德朝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史书记载：“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意思是：全国富裕，税粮除了运往京城的数百万石，地方仓库也堆满了，粮食多到发霉。
这是明朝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而创造这个时期的，是两代皇帝的接力：仁宗拨正航向，宣宗扬帆远航。
四、三杨辅政
“仁宣之治”的成功，离不开“三杨”的辅政。
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性格不同，专长不同，但配合默契，形成明朝最得力的内阁班子。
杨士奇是总设计师。
他出身贫寒，早年丧父，靠母亲纺织为生。刻苦读书，建文二年中进士，历经五朝（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是政坛常青树。
他性格宽厚，善调和矛盾。仁宗时，有官员弹劾杨荣受贿，仁宗问杨士奇。按常理，这是打击政敌的好机会，但杨士奇说：“杨荣通晓边务，臣等不及。且人非圣贤，岂能无过？愿陛下宽恕。”
仁宗笑说：“别人说杨荣不好，你反为他说情。果然厚道。”
后来杨荣知道，感激不尽，两人成为挚友。
杨士奇最大的贡献，是规划了仁宣两朝的基本国策：休养生息，重用文臣，抑制宦官。这成为明朝中期的治国模板。
杨荣是执行者。
他机敏果敢，擅长处理紧急事务。永乐年间，朱棣北征，他随军参赞，多次在关键时刻提出正确建议。
仁宣时期，他主要处理军事和外交。撤军安南的具体方案，就是他制定的；北方边防的调整，也是他主持。
他有个特点：决断快。一次边境急报，蒙古骑兵骚扰。杨荣立即调兵遣将，布置防线，等朱瞻基看到奏报时，他已经处理完毕。朱瞻基不但不怪他越权，反而称赞：“有杨荣在，朕可安枕。”
杨溥是黏合剂。
他性格温和，不争不抢，但心思缜密。主要管理内部事务，协调各部门关系。
宣德三年，工部与户部为治河经费争吵，工部要多拨钱，户部说没钱。吵到皇帝那里，朱瞻基也很头疼。杨溥出面，先听工部说工程必要，再听户部说财政困难，最后提出折中方案：今年先拨一半，明年视财政情况再定。
双方都能接受，矛盾化解。
朱瞻基曾评价三人：“杨士奇如醇酒，愈陈愈香；杨荣如利剑，出鞘必见血；杨溥如清茶，淡而有味。”
三人虽有分歧，但都以国事为重。一次朝议，杨荣和杨士奇争论激烈，不欢而散。第二天，杨荣主动到杨士奇家道歉：“昨日失态，望兄海涵。”
杨士奇笑说：“为国事争，何错之有？你若不争，反见外了。”
这种君子之争，成为朝堂佳话。
在“三杨”辅佐下，宣德朝政通人和，效率很高。朱瞻基对三人极其信任，常对人说：“朕有三杨，如得三宝。”
而三人也不负所托，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杨士奇七十岁时，还每日工作六个时辰；杨荣病重时，在病榻上批阅公文；杨溥眼睛不好，让儿子念奏章，他口述意见。
他们的合作，创造了内阁制度的黄金时期。后来明朝的内阁，虽有张居正这样的能臣，但再也没有“三杨”这样和谐、高效的组合。
宣德皇帝临终托孤，将太子和朝政都托付给“三杨”，这是对他们最大的信任。
而“三杨”也确实不负所托，在正统初年维持了政局稳定。直到王振专权，杨士奇、杨荣相继去世（杨溥稍晚），仁宣时代的政治遗产才逐渐消散。
但那是后话了。在宣德十年正月的那个冬日，“三杨”还站在皇帝榻前，准备承担起托孤的重任。
五、太监王振的崛起
在宣德皇帝最后的嘱托中，特别提到了一个人：太监王振。
“王振那孩子，聪明机灵，陪太子读书可以，但不可干政。”
这话是有深意的。朱瞻基已经察觉到，这个伺候太子的小太监，不简单。
王振是山西蔚州人，原本是个落第秀才，因生活所迫自阉入宫。他读过书，有文化，在太监中鹤立鸡群。朱瞻基让他伺候太子读书，是看重他的学识。
太子朱祁镇当时九岁，正是贪玩的年纪。王振很会哄孩子，不仅教他读书，还陪他玩耍，讲历史故事，很快赢得太子喜爱。
但朱瞻基发现，王振不只是个伺候人的太监。他心思深，有野心，常借着太子的名义打探朝政，结交外臣。
一次，朱瞻基看见王振在教太子写字，写的是“天下太平”四个字。字写得不错，但朱瞻基注意到，王振讲解时，有意无意地提到：“殿下将来要做皇帝，就要懂得权术。太宗皇帝（朱棣）为什么能成大事？就是懂得用人，懂得制衡。”
这话表面没错，但出自太监之口，教导太子权术，让朱瞻基警觉。
他私下对杨士奇说：“王振此人，聪明外露，恐非安分之辈。朕在时，他还不敢怎样；朕若不在了，太子年幼，他会不会……”
杨士奇说：“陛下所虑极是。宦官干政，历朝之祸。太祖皇帝立铁牌‘内臣不得干政’，就是防此。”
“可太子喜欢他。”朱瞻基苦笑，“现在换人，太子会闹。只能嘱咐你们，将来多盯着点。”
所以临终时，他特别叮嘱“约束宦官”，就是针对王振。
但他没想到，自己死后，王振的崛起会那么快。
正统初年，太皇太后张氏和“三杨”主政，王振还不敢放肆。但随着张氏年老，“三杨”相继去世或致仕，王振渐渐掌权。
他利用小皇帝对他的依赖，一步步攫取权力：先管司礼监，掌握批红权；再管东厂，控制特务；最后连军权也插手。
正统十四年，他蛊惑二十三岁的英宗亲征蒙古，导致土木堡之变，五十万大军覆没，皇帝被俘，几乎亡国。
那时，人们才想起宣德皇帝的遗言：“约束宦官……切记，切记。”
可惜，已经晚了。
历史往往如此：前人预见的祸患，后人总是忽视，直到灾难发生才后悔莫及。
宣德皇帝看到了王振的危险，但顾念太子感情，没有提前除掉他。这个犹豫，付出了惨重代价。
而这，也成为“仁宣之治”完美画卷上的一道裂痕。仁宣两朝抑制宦官的政策，到下一代就破坏了。明朝宦官干政的祸患，从此开始。
六、最后的嘱托
让我们回到宣德十年正月初三的乾清宫。
交代完大事后，朱瞻基让其他人退下，只留张皇后和太子。
他握着妻子的手：“这些年，辛苦你了。”
张皇后泪如雨下：“陛下别这么说……你会好起来的……”
朱瞻基摇头：“朕的身体，朕知道。朕走后，你要保重。祁镇还小，朝政有‘三杨’，但宫里的事，你要多操心。特别是……防止后宫干政，防止外戚专权。咱们张家，不要做第二个吕家（汉朝吕后家族）。”
张皇后哽咽点头。
他又对儿子说：“祁镇，你要听母亲的话，听‘三杨’先生的话。好好读书，将来做个好皇帝。”
九岁的朱祁镇似懂非懂，只是哭。
朱瞻基最后说：“记住爷爷（仁宗）的话：治国如烹小鲜，不可扰民过度。也记住朕的话：该强硬时强硬，该妥协时妥协。一张一弛，才是治国之道。”
说完这些，他仿佛了却了所有心事，平静地闭上眼睛。
太医刘溥再次诊脉，然后缓缓跪下：“皇上……驾崩了。”
乾清宫里响起哭声。张皇后伏在皇帝身上痛哭，太子茫然地站着，太监宫女跪了一地。
消息传出宫外，钟声响起。北京城的百姓听到钟声，知道皇帝驾崩了，纷纷跪地哭泣。
这位在位十年的皇帝，三十八岁的人生，就这样结束了。
他继承父亲仁宗的休养政策，并加以发展，创造了“仁宣之治”的盛世。他平定汉王之叛，解决安南问题，整顿吏治，发展经济，繁荣文化……作为一个皇帝，他几乎做到了完美。
但他也有遗憾：寿命太短，没能教育好太子；看出了王振的危险，但没提前处置；为明朝的盛世打下基础，却没看到这个盛世能持续多久。
历史没有如果。宣德时代结束了，接下来是正统时代。而正统时代，将经历明朝建国以来最大的危机。
但那是后来的事了。在宣德十年正月，人们还沉浸在对这位皇帝的怀念中。
七、盛世余韵
宣德皇帝驾崩后，九岁的英宗即位，改明年为正统元年。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三杨”辅政，基本延续仁宣时期的政策。
最初几年，天下还算太平。减免赋税继续，司法改革继续，文化教育继续。“仁宣之治”的余韵，还在延续。
但隐患已经埋下。
王振在悄悄扩张势力。太皇太后张氏在世时，他还不敢放肆。正统七年，张氏去世，王振开始专权。
“三杨”渐渐老去。正统五年，杨荣去世；正统九年，杨士奇被王振排挤，忧愤而终；正统十一年，杨溥也去世了。
仁宣时代的老臣，一个个离去。朝中换上王振的亲信，政治风气开始败坏。
而在边防上，由于长期和平，武备松弛。卫所制度弊病丛生，军队战斗力下降。北方的蒙古瓦剌部却在也先的领导下强大起来。
这些隐患，在宣德年间就已经存在，但被盛世景象掩盖。就像一棵大树，外表枝繁叶茂，内部已经被虫蛀空。
土木堡之变是总爆发。那时人们才恍然大悟：仁宣盛世，原来如此脆弱。
但无论如何，“仁宣之治”确实是明朝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可以总结为：
政治上，君臣相得，内阁得力，决策高效；经济上，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国库充盈；司法上，宽刑省狱，平反冤案，社会安定；文化上，崇儒重教，艺术繁荣，人才辈出；外交上，和平为主，不轻启战端，维护宗藩体系。
后世评价：“仁宣之治，可比汉之文景，唐之贞观。”
文景之治为汉武帝的扩张打下基础，贞观之治为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奠定根基。仁宣之治也为明朝的强盛积累了资本。
可惜，明朝没有出现汉武帝、唐玄宗那样的继承者，反而出了个被太监蛊惑的英宗，出了个修仙的嘉靖，出了个怠政的万历……
仁宣盛世积累的资本，被后代一点点消耗殆尽。到崇祯时，已是山穷水尽。
这是明朝的悲哀，也是“仁宣之治”的遗憾。
但无论如何，仁宗、宣宗两代皇帝，以及“三杨”等辅政大臣，他们努力创造了一个盛世。这个盛世，让百姓过了十几年好日子，让文化得以繁荣，让国家得以休养。
在历史的长河中，十一年很短，但它的光芒，足以照亮一个时代。
八、历史的回响
宣德十年正月，皇帝大丧。
送葬那天，北京城万人空巷。百姓自发披麻戴孝，沿街跪送灵柩。队伍从紫禁城到昌平天寿山皇陵，八十里路，哭声不绝。
有个老农跪在路边，手里捧着一碗新米，哭道：“皇上啊，今年丰收，您却吃不上了……这米，您带着路上吃……”
旁边书生感慨：“宣德皇帝在时，减了咱们三年赋税。这样的好皇帝，怎么就不长命呢？”
“听说太子才九岁，以后怎么办？”
“有太皇太后，有‘三杨’大人，应该没事吧……”
百姓的担忧，也是很多官员的担忧。但此时，人们还抱有信心——毕竟仁宣两朝打下了好基础，只要按既定方针走，应该不会差。
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出乎意料。
二十四年后，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发生。被俘的英宗，就是当年那个九岁的太子。
又过八年，景泰八年，英宗复辟，杀害于谦，明朝政治走向黑暗。
再后来，成化朝的西厂恐怖，正德朝的荒唐嬉戏，嘉靖朝的大礼议，万历朝的党争，天启朝的阉祸，崇祯朝的灭亡……
一路下滑，再也没有回到仁宣时期的高度。
仁宣盛世，成了明朝的绝响。就像一颗流星，划过夜空，璀璨而短暂。
后世史家分析原因，认为根本在于制度。明朝的皇权专制，决定了国家兴衰系于皇帝一人。皇帝贤明，则天下治；皇帝昏庸，则天下乱。而皇帝的素质，无法保证。
仁宗、宣宗是难得的贤君，加上“三杨”等能臣，创造了盛世。但这样的组合，可遇不可求。他们的继承者，没有他们的能力和品德，盛世自然无法延续。
这是专制王朝的宿命。
今天，当我们回望“仁宣之治”，除了赞叹其成就，更应该思考其局限。为什么盛世不能持久？为什么好的政策不能制度化？为什么明朝不能建立更稳定的治国机制？
这些问题，不仅属于明朝，也属于所有时代。
仁宣遗风，最终化作历史的云烟，飞扬而去。但那段历史留下的经验和教训，依然值得后人深思。
在昌平天寿山的宣宗陵前，有块碑，刻着宣德皇帝的自题诗：“雨顺风调四海宁，农耕女织各安生。朕心但求民安乐，不求史册留贤名。”
他做到了。在他统治的十年里，雨顺风调，农耕女织，百姓安乐。
虽然史册会记载他的功过，但在百姓心中，他永远是个好皇帝。
这，也许就是一个皇帝最大的成功。
仁宣遗风，虽已远去，但那段治世的光辉，永远留在历史的长河中，供后人追忆、学习、反思。
而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宣德之后是正统，正统之后是景泰……明朝的故事，还在继续。
只是，最美好的章节，已经翻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