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黒黑史
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执政，还成了那一年《时代周刊》杂志封面上的那个人。
到底是谁把苏联送进了坟墓？
{jz:field.toptypename/}（节选）
作者｜梁小民
最初刊登于｜《东方早报》
发布日期｜2011年6月中旬的第12天
图源｜网络
编辑｜策山
（这篇稿子大概有六千字左右）
一、要说苏联解体谁该负首要责任，那得先提到斯大林
要说苏联解体的头号责任人，那肯定是斯大林。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给带偏了，搞出个和科学社会主义完全不搭边的斯大林体制，让苏联老百姓吃了大苦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本该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可斯大林那套呢，既没让老百姓吃饱饭，又没给老百姓自由。社会主义本该是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社会形态，但斯大林那一套，在很多地方根本就配不上这个名号。
在人类发展的长河里，不管遇到多少阻碍和波折，最终都会回归正途，就像那奔腾的江河，不管途中要绕多少弯、过多少险，最后还是要汇进大海。所以啊，真正让苏联走向解体的，其实是它自身发展模式的缔造者。
不过，纠正斯大林模式的错误，并不非得等到苏联解体才行。要是斯大林之后的那些领导人能着手改革，逐步调整斯大林模式，苏共和苏联或许还能继续存在，而且能过得更有朝气、更滋润。老百姓其实不太在意谁当家、叫什么名儿，他们只关心日子过得好不好。“盗泉”里的水要是甜，老百姓为啥不喝呢？所以说，真正导致苏联走向末路的，还得从斯大林之后的那些领导人里找原因。
二、说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还有叶利钦是掘墓人，这并不准确
马林科夫不过是过眼云烟，安德罗波夫那些身体欠佳的领导人也如云烟般消散。在苏联历史上，真正留下深刻印记、发挥过关键作用的，还得是后斯大林时代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以及叶利钦。
在这些人物里，赫鲁晓夫察觉到了斯大林存在的一些问题。不管怎样，他在苏共二十大做的“秘密报告”里，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以及大屠杀行为进行了解说和批判（详见《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还首次揭开了苏联内部潜藏的问题，掀起了改革的启蒙浪潮，也就是“解冻”时期。不过，他把所有问题都算到斯大林“个人性格”上，没从制度层面看清斯大林模式的深层问题，把“斯大林本人”和“其模式”割裂开，只批判斯大林却不批判模式本身。而且改革方向不清晰，不从根源上否定这种模式，反倒想修补它，改革手段也很随意，没什么系统规划。但赫鲁晓夫依旧是个有功有过的人，就像有位艺术家给他塑的半黑半白的雕像那样。毕竟是他打开了改革的大门，这份历史功绩不能被忽视。
当下，不少人更倾向于将苏联解体的责任算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头上。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对戈尔巴乔夫满怀怨恨，觉得他推行的“公开性”政策，把苏共历史上很多丑事都抖了出来，像卡廷森林惨案（详见《卡廷惨案：最机密的屠杀》）这类事件，让苏共在民众心里的形象一落千丈，最终成了苏共和苏联解体的导火索。
我觉得，戈尔巴乔夫就像那个指出皇帝没穿衣的小男孩。皇帝确实光着身子，那孩子只是说了大家不敢说的真相，他何错之有？孩子的坦率值得称赞，戈尔巴乔夫也一样。苏共的问题，是明摆着的事实，就算没有戈尔巴乔夫，这些问题又能藏多久呢？其实，戈尔巴乔夫原本是想搞改革的，但斯大林模式太顽固了，他也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看着事态发展”。苏联的衰败不是他一手造成的，他搞的公开化只是让苏联更快地走向了衰败，而且是走到了衰败的门口。这时候，谁也救不了苏联了。
叶利钦不过是把苏联送进了坟墓的那个人。那时的苏联，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死亡的钟声不断回响，斯大林模式被埋葬，也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叶利钦更像是给苏联送终的人，而不是挖坟的。要是没人提前挖好这个坑，他也不可能因为埋了斯大林模式就留名史册。
三、苏联走向覆灭，勃列日涅夫难辞其咎
究竟是谁把苏联送进了坟墓？最近我翻看了几本关于勃列日涅夫的传记，特别是郭春生写的那本《勃列日涅夫18年》，越看越觉得，给苏联挖坟的，其实就是勃列日涅夫本人，他才是导致苏联覆灭的元凶。
他通过一场宫廷政变把赫鲁晓夫赶下了台（详见《为什么是勃列日涅夫？》），可他并没有带领国家进入改革新阶段，反而想恢复斯大林那一套，再次搞起斯大林式的个人专权。这样一来，苏联社会原有的矛盾就更尖锐了。等苏联老百姓再也受不了这种体制时，其实就已经给自己挖好了坟墓，什么时候被埋、被谁埋，都只是时间问题和历史的偶然。他执政的十八年里，只不过是在不停地挖深这个坟墓。
马克思主义有个基本观点，就是经济基础会决定上层建筑是怎样的。任何一个制度之所以会垮掉，其实都和它的经济制度以及这种制度带来的经济状况脱不了干系。斯大林模式主要靠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它的政治高度集权、文化严格管控，还有官员的腐败问题，其实都是因为这种经济制度才出现的。计划经济为啥行不通，好多有权威的书都讲得很明白了，这里就不多说了。所以啊，改革不能只是修修补补这种经济体制，得从根本上把它推翻，也就是从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这种改革可以慢慢来，一步步推进，这样就不会引起社会太大的波动，对国家和人民都有好处。
赫鲁晓夫栽跟头，不是因为他把改革分成了农业、工业等类别方法有问题，而是他压根儿没搞懂计划经济在斯大林那套体系里的地位和它的局限性。他把所有问题都算到斯大林个人头上，却没意识到斯大林之所以会犯那些错，根源还在制度本身。他不想动这个制度，更没想过要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他做的那些，就算再对路，也只是在修补这个制度，是补漏洞而不是改天换地。制度不改，路子就还是那条老路。所以，斯大林犯过的个人崇拜那些错，他又重蹈覆辙了，可他又不像斯大林那样有权威，最后被勃列日涅夫搞宫廷政变赶下台也是注定的，就算没有勃列日涅夫，也会有其他什么“夫”或者“斯基”来取代他。
怎么拿到权力其实没那么关键。不管是老式家族里一代传一代，还是像苏联那样由上一任领导直接点名下一任，这种权力交接往往都不怎么正当，背后多少都藏着点算计或者让步。但话说回来，历史总是看结果说话的，不管你怎么上位，只要当权后能让国家往前发展，后人也就不会太计较你的手段。唐太宗、宋太祖他们上位时也不怎么光彩，甚至经历了不少血腥斗争，但现在谁不夸他们是好皇帝？谁还会揪着他们怎么上位的不放呢？
勃列日涅夫通过类似宫廷政变的手段上位，其实也符合斯大林时期的权力更迭模式，但问题在于他掌权后的实际作为。要是他能延续赫鲁晓夫的改革路线，同时调整改革策略和方向，那他肯定会成为被铭记的英雄，苏联也不会突然走向解体。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这么做。和赫鲁晓夫比起来，勃列日涅夫执政后完全走了回头路，不是继续推进改革，而是倒退回了斯大林的老路。他成了又一个斯大林式的人物，还在拼命深挖斯大林当年已经挖下的坑，让这个坑变得更深更宽。
若要重回斯大林时期的路子，就得先叫停赫鲁晓夫开启的对斯大林的批判。勃列日涅夫和他那群“第聂伯罗帮”的权贵，甚至打算给斯大林平反，大肆宣扬他的所谓伟大功绩。历史告诉我们，给某人翻案、请出历史旧账，并非真心实意地怀念这个人，而是想让他们的思想和行事方式重新抬头。勃列日涅夫因为当时民众对斯大林的不满，没敢明目张胆地搞，但他们干的那些事儿，确实又把斯大林那一套给搬回来了。
四、计划经济体制已“积重难返”
这等于是让经济倒退到计划经济时代，叫停了赫鲁晓夫时期已经开始或者还在酝酿中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当时已经得到认可并试行的那些具有市场经济特点的改革，比如企业以盈利为导向、扩大企业自主权、物质奖励等措施，统统都被叫停了。就连当时正在研究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也遭到了批判。推动这些改革的柯西金被边缘化，转而通过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管理部门的权力也随之扩大。
实际上，柯西金那时候并不主张搞市场经济改革，他只是想用些经济手段来稍微调整下计划经济。可勃列日涅夫连这点调整都不允许。这里面当然有勃列日涅夫怕柯西金抢权，想把“三人共治”变成自己一人说了算的私心，但从勃列日涅夫的经济政策来看，他更是斯大林式计划经济的忠实追随者。要知道，斯大林最大的问题，不是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而是他搞的那套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由此产生的集权政治。勃列日涅夫想给斯大林平反，他不敢否认大清洗的错误，但还是想让斯大林那套模式重新回来。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米兰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恢复斯大林那一套，但实质上还是继续沿用斯大林模式。
可以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集中资源办大事的做法，在特定阶段对苏联经济的复苏和增长起到了关键作用。二战结束后的二十多年里，苏联经济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掌权的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苏联的经济状况相当良好。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成功达成，增长率高达7.4%。到了1975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经超过了美国工业总产值的80%，农业总产值也达到了美国的85%。
不过，苏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取得的高增长，其实是靠大量砸钱堆资源换来的，并没有真正在技术创新和生产效率上下功夫，所以这种增长根本没法长久。到了七十年代后期，经济增长速度就明显慢下来了，这就是《勃列日涅夫18年》里提到的“错过了新科技革命的浪潮”。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从8.5%跌到了5.9%，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从4.3%滑到了1.1%，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也从6.8%降到了3.2%。光靠多投入资源来推动增长的路已经走不通了，又没有技术创新来支撑，经济怎么可能不陷入停滞呢？
苏联的学术圈和政坛并非没意识到技术创新和生产率提升的关键作用。早在五十年代刚开始的时候，苏联的经济学者们就已经在探讨“数量型增长”和“质量型增长”的差异了。数量型增长就是多投入多产出，质量型增长则是依靠技术革新和生产率的提升。学者们普遍觉得，数量型增长总会有个头，要想经济能一直稳稳地增长，就得从数量型转到质量型上来。苏联的历任头头们也经常强调技术创新有多重要，可为啥苏联的经济增长模式就是没能从数量型变成质量型呢？
问题根源在于计划经济模式抑制了技术革新。市场经济环境里，技术创新的驱动力源自企业家对利润的渴望。这种渴望既推动他们前行，也形成竞争压力。为了获取利润，企业家必须依靠技术革新。但在计划经济体系下，企业家和企业这两个概念几乎不存在了。企业完全由国家掌控，不以盈利为首要目的，赚了钱也落不到自己口袋，亏了还有政府兜底保护，况且国企领导都是行政干部出身。这样的环境下，企业哪会有技术革新的动力呢？
再者，和这种严密规划相伴的专制集权体制，扼杀了新观念的萌芽。想与众不同可能招来杀身大难，唯有墨守成规方能存活。这样的体制阻碍了新思维和技术革新。因此，即便意识到了技术创新的关键，也只是停留在表面的“认识”上，并未真正付诸实践。
当然，若说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毫无技术创新，那也不对。毕竟苏联可是全球首个成功把人造卫星送上天的大国，它的军事科技和航天实力，跟美国比起来也毫不逊色。可为啥这些技术创新没在国民经济里显现出来呢？这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另一个弊端了：它发展经济不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是为了增强国家实力。
苏联一心想要在军事和太空技术领域跟美国较量，为此不惜动用全国的力量。在计划经济那套体系里，集中人力物力去达成这个目标，对资源丰富、人才济济的苏联来说并不难。但这么做，就意味着得舍弃其他方面的发展。所以，虽然苏联在军事和太空技术上取得了辉煌成就，可这些成就跟国家的整体经济没啥关联，那些先进技术也没能用到国家经济建设中。
把资源全用在军事上让国家变强，那其他方面能用的资源肯定就少了。苏联经济为啥停滞不前，物资为啥总不够用，老百姓日子为啥过得不富裕，原因就在这里。短时间里，老百姓为了国家强大吃点苦、做点牺牲没问题，但要是老这样，大家肯定会不满，社会也难安稳。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就是经济上不去，老百姓生活不好。光想着强国，却不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样的国家终究强不起来。
五、特权群体和普通民众间的矛盾无法化解
若只图国家强大却不顾百姓富裕，大家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问题或许还不算太大。但苏联的情况是，多数百姓穷困潦倒，少数有特权的人却过得比西方的资本家还要奢侈。这自然让老百姓心里很不是滋味。勃列日涅夫就是这个特权阶层的开创者和领头人。
把勃列日涅夫说成是特权阶层的创建人，这是《勃列日涅夫18年》那本书作者的观点，但我并不完全赞同。我更认可德热拉斯在《新阶级》里提到的，在计划经济和独裁体制下，特权阶层，也就是德热拉斯口中的新阶级，是必然会存在的。并且，这种体制一旦确立，特权阶层也就随之出现了。
十月革命刚胜利那会儿，列宁是极力反对搞特权的，那时候革命者们都满怀理想，物质条件又那么艰苦，根本容不得特权阶层的存在。可斯大林上台后，为了保住自己的独裁统治，他刻意培养起了一个特权阶层，好让自己的统治更稳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既是斯大林自己的喜好，也是这个特权阶层为了保住自己的好处而搞出来的。斯大林犯的错，不在他个人性格，而在于这种制度以及它催生出的特权阶层。没有这个特权阶层撑腰，斯大林哪能站稳脚跟？他的性格特点又怎能充分展现？要知道，专制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能搞起来的，背后总有个既得利益集团在撑着。所以说，培养特权阶层，就是为了维护这种专制制度。
计划经济体制也悄悄为特权群体的出现埋下了伏笔。它依托公有制构建，苏联的公有制虽标榜全民共有，但实质上，真正的掌控者、享用者与获益者，皆是那些手握政权的人士，毕竟全民的财产是由国家来代管的。而在苏联，国家这个代表者并不受民众的约束与监督。于是，全民共有的财产，就悄然转变成了特权阶层的私有物。
勃列日涅夫并非特权阶层的开创者，只是让这个阶层变得更庞大、更稳固。他算不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信徒，既不理解也不信奉马克思主义，虽然讲话里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但心里盘算的全是怎么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主要依靠的还是自己以前的老部下，也就是《勃列日涅夫18年》里提到的“第聂伯罗派系”。这些人早就把马克思主义忘得一干二净，只想着自己小团体的好处。勃列日涅夫对自己小团体里的人毫无原则地纵容，却把团体外的人往外推，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就是被他这样挤出领导层的。
追求权力究竟是为政治抱负还是为金钱财富？勃列日涅夫自己就痴迷豪车、豪宅和狩猎，还总给亲属子女捞好处，他的女儿女婿都是臭名昭著的“官二代”。有这样的头儿带头，底下人自然有样学样，别说是这个小圈子里的人了，就算没进这个圈子的官员，也都想着以权谋私。
当这样一个特权阶层出现后，他们奢华的生活与普通百姓的困苦形成了巨大反差，这自然会激起民众的不满与反抗。可以说，那时社会的核心冲突便是特权集团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对立。在高压统治与信息封锁的环境下，民众的这种不满催生了异议群体。这些异议者中不乏知识分子（详见《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苏联知识分子的命运》），但他们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倘若当权者能够正视他们的诉求并做出相应调整，这些异议者本难以形成气候。然而，勃列日涅夫却采取了极端手段，不是将他们投入监狱、送去劳改或精神病院，就是驱逐出境。但这样的做法非但没有消除异议的根源，反而让矛盾愈发尖锐，最终这股力量汇聚成了推翻苏联旧有体制的洪流。
勃列日涅夫的外交举措，让苏联走向衰败的步伐愈发加快。出兵捷克和阿富汗这两件事，成了他最大的败笔。社会主义国家本应尊重他国主权、秉持和平理念，可勃列日涅夫却蛮横地出兵干涉捷克内政。这么做不过暂时拖慢了捷克的改革进程，根本无法扭转改革的历史大势。如此行径，不仅让苏联在国际上颜面尽失，在国内也引发了民众的不满。而派兵入侵阿富汗进行扩张，更是让苏联深陷泥沼，物质和人员损失惨重不说，声誉也一落千丈，给本就岌岌可危的苏联带来了致命一击。外交政策的失误，成了压垮苏联这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苏联解体的根本祸根，在于勃列日涅夫执政十八年留下的内外困局。这口埋葬帝国的深坑早已挖就，等戈尔巴乔夫接手时，大势已难逆转。叶利钦不过顺势推了一把，苏联便跌进了这个早被布好的陷阱。要说责任，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又何罪之有？
六、或许苏联解体并非全然是件糟糕的事
当然，或许苏联的解体并非全然是件糟糕的事。斯大林模式刚确立时，其走向衰败的结局或许就已埋下伏笔，若不实施全面深刻的变革，苏联将难以找到生存发展的道路。直到叶利钦推动终结了斯大林模式，俄罗斯、原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以及东欧诸国才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自然，在经历过斯大林模式的影响以及转型期的种种动荡后，这些国家想要重新振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标题为编者所加）
【作者简介】
梁小民是位知名经济学者，1943年在山西出生。他拿到了北京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还去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过。他曾在北大和北京商学院教过书。现在，他是国务院特别邀请的监察员，还是国家价格指导委员会的一员，同时担任国家社科基金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专家评审，也是北京市社科基金的评委。此外，他还是清华、南开等多所高校的兼职教授，并且享受着国务院给的特殊待遇。
#秋季图文激励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