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七月下旬，河内北郊的阮有受训练场尘土飞扬，苏联顾问团的吉普车在靶场边急停，“再快点，你们要像钢刀一样插进敌人阵地！”一名翻译抬高嗓门复述。越南总参谋部把这次合成营实兵演练当作未来大战的预热，而幕后策划人正是黎笋。
{jz:field.toptypename/}距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才过两年，越军高层已给自己描绘出一幅宏大的反攻蓝图：五天完成全线突破，随后纵深追击八十公里，在边境山口建立坚固桥头堡，逼迫中国再次谈判。说白了，这套剧本完全基于越方自家推演，并未与前线的补给条件对表。
时间轴往前推一点。1979年三月五日中国宣布撤军后，越南社会处于惊魂未定的状态。可局势很快被官方宣传逆转，报纸与电台接连鼓吹“人民军在战略上取胜”，甚至把解放军撤出说成“自愿让步”。这一套话术让不少城市青年误以为战争离胜利只差一脚油门。
同年四月，越共中央通过《加强全民国防法》，把兵役年龄扩展到十八至四十五岁，并额外要求国企职工至少参加每周一次的军训。工厂刚安静两个月便再次被哨音搅得天翻地覆，然而国民经济产值却在持续下沉。
苏联看准空档，以每年二十亿美元的军援保住自家在金兰湾的立足点。米—24武装直升机、T—55改进型坦克、大批牵引火炮源源不断运抵海防港。越军高层被这批崭新装备冲昏了头，坚信只要火炮口径再大一点，山地也能变成平原。
越北修复战备工事的速度令人咋舌。仅十四个月，岱依州到谅山的大小山头被打穿一千余条交通壕，半掩体、猫耳洞密度直追二战东线。武元甲在图上划出一道红线：“坚守线滞阻解放军三天，然后我军集团军主力北向突击。”纸面上的三天，后来成为1982年冬季演习的核心想定。
1982年十二月二日清晨，数千名越军兵员被空包弹震得耳膜发胀，越军总参谋部正式启动代号为“81-82”的反攻演习。设想情节简单粗暴：假想解放军从同登、谅山两处突破后深入三十公里，被第一梯队阻断，随后越军主力以装甲楔形展开逆袭。
演习动用了第312、第316A等六个军，总计十八个师，炮兵抽调了旅一级火力群。大口径榴弹炮在山谷轰鸣，红蓝双方板凳掀翻了不止一次。为了真实感，参谋部特意让两支部队互不通报预案，却依旧难掩排练痕迹——蓝军被要求在“规定时间”进入越北纵深，以便红军准点“歼灭”。
三昼夜后，演习圆满落幕，公式化总结词是“提前八小时完成反突击任务”。越南《人民报》随即大篇幅报道：“前锋部队已到达中国境内八十公里处的目标线。”这种夸张表述被河内干部会议反复引用，仿佛能凭空变出粮票与汽油。
作战方案分为两步。其一，“进可攻，退可守”——在山脊设置交叉火力网，借助猫耳洞提升单兵生存率；其二，大范围实施人海分割，试图在河谷对解放军形成合围。值得一提的是，人海概念源自抗美援朝，但越军忽视了一点：志愿军当年有纵深腹地和后方补给，越北却只有狭窄丘陵与破败公路。
更大的软肋藏在后勤。次年春，东溪—高平公路漫水冲毁，军需车队被迫横跨山间便道，单程时间延长三倍。有人在军报上委婉提醒：“如果实战也堵这样一回，前锋部队一昼夜就得断粮。”提醒没有惊醒决策层，反而让几位师长被批评“泄气”。
战意与民生形成鲜明对照。１９８３年河内城市供应指标继续下滑，粮食定量低至每天三百克，工人食堂只剩木薯与咸菜。民众怨言愈加密集，“又打仗？拿什么打？”成为街巷口头禅。可是前线拉练仍然在高强度进行，米兰app官网新兵脚掌磨出血泡仍被要求完成二十五公里越障。
此间，老山与者阴山已被越军小股渗透骚扰。解放军第一时间回敬以火力侦察，边境炮声不断。越方当日写在沙盘上的“八十公里”，事实上连第一道山沟都没迈出去。解放军山地机动分队展开反复穿插，越军据点被切割成“口袋”，黎笋的高歌猛进从未成形。
１９８４年四月二十八日清晨，老山主峰上空的绿色信号弹腾起，２１门加榴炮齐射，越军前沿工事瞬间塌陷。１４军、１１军协同突破，五小时拔掉主峰旗帜，越军九百余人损失殆尽。此前被寄予厚望的反攻梯队只能望山兴叹。
接下来两个月，八里河东山、那拉等要点相继收复。越军第二军区惊呼：“解放军炮火过于密集。”话音刚落，“北光计划”被越方仓促推出，以３１６A、３５６师约一万八千人轮番冲击，却被解放军关门打狗式迎头痛击。短短二十小时，越军伤亡六千。
越南方面被迫收缩战线，转入长期对峙。１９９１年二月，武元甲访华，双方边境冲突方告平息。当年演习总结里的“八十公里”从此成为口头传说，留给河内的只有遍布弹孔的山地堡垒和逐渐紧张的财政赤字。
黎笋的战略幻想之所以夭折，根本原因不是装备缺口，而是战略算术失真：跨境推进需要接续不断的油弹粮，而越北的公路、桥梁与物资储量从未达到过那条安全线。演习上只需在地图上画箭头，可真刀真枪得在山脊间搬炮、扛弹、抢修便道。理解这一点，才能看透那段膨胀与幻灭交织的战争影子史。
延伸：从纸面到炮火——越军“八十公里”计划的后遗症
演习的口号喊得再响，也难弥补后期的创伤。第一，硬件空置。海防港码头堆满苏制装备，可机修厂缺零配件，三年内约三成坦克变为“铁馆藏”。第二，人才流失。演习带来的高强度征兵使许多农业劳动力离田，１９８５年红河三角洲粮食减产百分之十一，越南不得不从柬埔寨抽调大米回运本土。第三，财政透支。军费占预算近四成，导致基础设施建设停滞，大批城市道路年久失修。
还需要指出一点：过度强调“八十公里”目标，无意间定格了越南战略视野，把复杂边境冲突简化为一次快打快决的闪击。结果，当解放军采取“拖字诀”时，越军措手不及。老山对峙历时数年，不但粉碎了越方短期反攻的设想，还逼得越军长期疲于轮换，使部队战斗意志加速耗散。
试想，如果黎笋当年将资源分配向国内经济倾斜，哪怕减半采购苏制装备，也许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生活必需品，缓和民怨，增强部队士气。然而历史没有如果，过度膨胀的政策在十年后反噬决策者本身。１９８６年，越共六大被迫提出“革新开放”，正是经济重压和军事困局共同作用的结果。
回看那张写着“六十五—八十公里”的作战示意图，它既是一纸豪赌，也是一份清晰账单：每向前画一厘米，需要多少吨柴油、多少立方水泥、多少年轻士兵；当答案无法用现实数据支撑，所谓战略就只剩自我麻醉。黎笋在１９８６年逝世，未能亲眼看见这场豪赌彻底收场，但后人无需再为此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