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蔡廷锴，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应该是那位爱国抗日的名将，还有他是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立者。但很少有人知道，蔡廷锴刚开始投身革命时，曾在宝安县生活过几个月，期间还在大鹏做过警长。正是这几个月的经历，对他的革命思想有了不小的触动。
所以，蔡廷锴在自己的自传里，用了不少篇幅描述了他在宝安的那段时光。
在聊正事儿前，咱先说说蔡廷锴小时候的事儿。
1892年4月15号，蔡廷锴在广东罗定县罗镜墟边上一个小村子里出生了。九岁那年，他进了私塾念书。到了十一岁，母亲走了，他就没再上学，跟着父亲下地干活，后来又跟父亲学起了裁缝手艺。
1908年，年仅16岁的蔡廷锴没告诉父亲，就偷偷跑到罗镜墟的招兵点报名入伍。他父亲得知后，立刻派人把他找回。为了让蔡廷锴打消当兵的念头，蔡父就给他安排了一门亲事。到了1910年年底，蔡廷锴又一次前往罗镜墟，加入了新军。没多久，他妻子生下孩子，又碰上上司调走，蔡廷锴回村后就没再回部队。
1911年开年，蔡廷锴的父亲便离世了，他守了半年孝后，又一次投身军旅。也是在这一年，武昌爆发了辛亥革命，广州随即宣布独立，蔡廷锴顺势加入了革命军，还立下不少战功。此后，他便频繁地在家与军营间奔波。
1913年9月的时候，蔡廷锴的女儿降生了，但家里太穷，孩子还没满20天就因为没钱治病死了。他老婆生完孩子没多久，为了这个家，也不得不去干农活。家里实在太困难了，1914年刚过完年没多久，蔡廷锴没办法，只能从部队回到老家，靠养鸭子、做点小生意过日子。
1915年的时候，蔡廷锴在好友陈顺的劝说下，和他一起前往珠江口，又一次去参军了。
蔡廷锴早年经历里，有个人不得不说，那就是陈顺。按蔡廷锴的说法，陈顺这人胸怀宽广，性格直爽，既有胆量又有见识，行事果断，生活里总是乐观向上。朋友不开心时，他总能用鼓舞人心的话让朋友振作起来，“别愁眉苦脸啦，没用”“世界大得很，咱们有的是机会”就是他的口头禅。后来蔡廷锴因为家里穷想辞掉军人工作，陈顺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他，还和他一起辞职回了罗镜。
和蔡廷锴比起来，那会儿的陈顺可是孤家寡人一个，没爹没妈，没老婆孩子，连兄弟姐妹都没有。但他这人特别仗义，老爱帮朋友一把。在军队里的时候，陈顺老教蔡廷锴东西，对他就像亲弟弟一样，蔡廷锴也一直把他当大哥看待。
1915年端午节后没几天，陈顺就到蔡廷锴家找他，邀他一起去珠江口参军。其实，之前两人就商量好要离开罗定，出去闯荡一番。这时蔡廷锴家里情况也好多了，所以他放心地跟着陈顺南下。两人最终到了江门，在猪头山入了伍。军中待遇不错，蔡廷锴很满意，他攒下的工资还能补贴家用，家里的日子也慢慢好起来了。
蔡廷锴对在珠江口和猪头山的那段时光记忆犹新，和陈顺的深厚友情更是让他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在自己的自传里写过：“我这辈子最铁的朋友，也比不上我和陈顺的情分。”
民国刚开始那会儿，广东被军阀龙济光把控着，他可是袁世凯的跟班，所以使劲儿迫害那些搞革命的人。后来国内局势变化很大，特别是袁世凯搞复辟当皇帝的丑事一出，广东就不断掀起反对袁世凯和龙济光的浪潮。
1917年3月，广东的护国运动打得顺风顺水，蔡廷锴和陈顺一合计，打算在猪头山搞个兵变，声援一下护国运动。结果，准备得差不多的时候，猪头山那边竟然出了个叛徒，把兵变的消息给捅出去了。龙济光立马派兵来镇压，队伍一下子就散了，最后就剩下六个人还在硬撑。突围后，陈顺和蔡廷锴决定把枪卖了，换点钱，然后两人去了广州，和其他四个人就此分开。
陈顺与蔡廷锴在广州逗留了些时日，随着护国运动稳步推进，龙济光最终表态不再担任广东都督一职，广东的局势也随之短暂地回归了平静。这时，两人开始商量接下来的打算，陈顺打算去宝安找朋友，蔡廷锴则决定返回罗定。
回家待了两个月，蔡廷锴收到了陈顺的来信。这时陈顺已在宝安县当上了游击队分队长，他希望蔡廷锴能带上一两个人到宝安帮他，信里还详细说了去宝安的路怎么走。蔡廷锴回到罗定后，没什么别的收入来源，他琢磨着，与其在家干等着钱花光，不如再出去闯闯。
于是和家人道完别，他就踏上了去宝安的路。
1917年阴历十月初七那天，蔡廷锴跟邻村的两个伙伴到了珠江口，先坐船去香港，再从香港转船去宝安县的南头镇。因为从香港去南头的船不是天天有，蔡廷锴他们就在香港多待了几天。头一回来香港的蔡廷锴，看到那儿到处都是高耸的大楼，整洁的马路，趾高气扬的外国人，还有凶巴巴的印度巡捕，他觉得香港比省城热闹多了，心里很是羡慕。
初九清晨，蔡廷锴他们乘船奔南头去，在后海上了岸，接着走了八里路，下午一点多到了南头，见到了陈顺。陈顺让蔡廷锴当了游击班长，每月工资16元，这可是蔡廷锴到那时为止拿过的最高薪水。
蔡廷锴在南头混了两个月，就开始对这种日子腻歪了。他心里一直装着报国的志向，可游击队终究不是正规部队，虽说薪水不错，但活动范围就那么一个县城，以后的路怎么走，心里真没底。于是，他跟陈顺说了自己想辞职，另找门路的打算。
陈顺觉得眼下局势不清楚，又认为军队里得有能识才的人，便极力劝蔡廷锴留下。随后，陈顺就领着蔡廷锴到南头各个地方，去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
蔡廷锴觉得，南头虽没江门那么繁华，可这个春节它却比江门热闹多了。那时候，南头街上，老百姓一群一群的，都穿着漂亮衣裳，去赤湾的天后庙拜神。一路上人挤人，米兰app官网版热闹得很。不光是南头的老百姓，还有疍家女子，以及从香港、广州赶来的信徒，都不远万里来赤湾拜庙。
在南头，最让蔡廷锴感到震惊又心生怜悯的，是那些生活困苦的女子。通常来说，抬轿子的活儿都是男人干的，可南头这儿，干这活的竟然清一色是女人。蔡廷锴不禁感叹：“我活了二十六年，还是头一回见到这样的场景，怎能不让人惊讶！”
蔡廷锴走在大新街上，瞧见了宝安县的许多特产，沙井蚝和荔枝最让他难忘。除此之外，南头还有种特别的“景象”也让他印象深刻，那就是村民间的械斗。他记录道：“这儿的百姓爱争斗，宗族姓氏观念极强，大家族欺负小家族，强支脉压制弱支脉，常因小事就引发械斗，那烧杀抢掠的惨状，比战乱和匪患还可怕。”
据历史资料记载，那时候南头地区的吴、陈、郑三个家族势力庞大，当地流传着一句话：南头吴陈郑，把人打死也不用偿命。
二月里，宝安县的游击队长姜某被调去大鹏城当警察分所的头儿，陈顺就趁机举荐了蔡廷锴去当警长。陈顺好说歹说，蔡廷锴终于同意去大鹏了。去大鹏还是得绕道香港，他们从后海坐船到香港，再转九龙坐火车到大埔，然后从大埔再坐船到叠福，最后还得走上二十多里路，经过王母墟，这才到了大鹏城。
蔡廷锴也曾描绘过大鹏城的景致。“大鹏城背靠着山，面朝大海，正对面是东山的东涌和西涌两个山沟，山的那头则是惠州的地界。”那时候，大鹏城的老百姓，大多靠出海航行和捕鱼为生，咸鱼是当地的特产。大鹏这个地方位置很偏，所以信息不通，人也住得稀稀拉拉的。这里的村民都很和善，容易相处，但对蔡廷锴来说，“却找不到能聊得来的朋友”。
蔡廷锴曾提及，若要从南头经陆路去大鹏，得顺着沙头角、大小梅沙的海边走，那山路弯弯绕绕极不好走，所以那时候多数人都宁愿绕路到香港，再在大埔搭船出发。
起初，蔡廷锴对怎么当警察完全摸不着头脑，他打趣说：“连所长自己都不清楚警政到底是个啥”，“警长和警员就像是所长的私人保镖”，“平时就收收保护费，有案子就发个传票”，除此之外，一天到晚没啥正经事儿干，根本用不着学啥。对他来说，警长虽然薪水高点儿，但日子过得比当游击班长还无聊，整天无所事事，只能望着那片茫茫大海，琢磨着自己的未来该往哪儿走。
听说宝安县的县长和大鹏警察分局的所长都要换人了，蔡廷锴便打算辞职或者请个长假去别处找活干。
1918年农历五月初一，宝安县新上任了一位县长，他派了一位姓谢的人去大鹏担任所长。谢所长知道蔡廷锴的想法后，就以蔡廷锴熟悉当地情况为理由，劝他留下来帮忙处理大鹏的警务事宜。这一留，就又是好几个月，而这几个月对蔡廷锴的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
谢所长特别看重蔡廷锴，不仅给他涨了工资，吃饭时还总和他坐一桌，对他事事上心。蔡廷锴自从参军后，从没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心里非常感动。在谢所长于大鹏任职期间，是蔡廷锴这辈子都难以忘怀的时光，“好几年里，都没那会儿过得顺心”。
对蔡廷锴来说，谢所长给他影响最大的，是当时中国局势的透彻分析。谢所长知识渊博，所以闲暇时，蔡廷锴总会找他请教。不论蔡廷锴问什么，只要谢所长知道的，都会毫无保留地解答，大到国家政策，小到市井传闻，都会一一分析，给出自己的见解。经过这段时间的交流，蔡廷锴对当时国家的情况有了不少认识。
幸福时光总是短暂，谢所长才上任三个来月，宝安县就换了新县长。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谢所长也被撤了职。这位亦师亦友的人一走，蔡廷锴便打定主意，要离开大鹏，离开宝安。新来的黄所长虽然假惺惺地挽留他，可实际上早已安排好亲信来接蔡廷锴的班。事已至此，蔡廷锴便和谢所长一起在叠福坐船去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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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在香港生活一阵后，谢所长打算去上海投奔友人，于是和蔡廷锴告别。把谢所长送上太古轮船后，两人便再未相见。蔡廷锴任师长期间，多次依照谢所长留下的地址写信寻人，却一直杳无音信，这成了他这辈子的一大憾事。
谢所长离开后，蔡廷锴也坐上了去广州的列车，出发前，他给陈顺写了封信，把在大鹏的所见所闻和在香港的安排都告诉了陈顺。
其实，从南头分开之后，蔡廷锴和陈顺就再也没碰过面。1921年，蔡廷锴在粤军第一师做连长，他听说陈顺在固戍当看基围队的头儿，就请陈顺到自己的连队当班长。可陈顺觉得粤军规矩太多，还老是不按时发军饷，自己在固戍过得挺自在，再说在当地也娶了老婆纳了妾，实在舍不得离开这样的生活，就委婉地回绝了蔡廷锴。
后来蔡廷锴一路高升当上营长、团长后，又打算请陈顺到自己部队来，结果却听说好友已经在宝安离世了，这让他难过了好一阵子。到了写自传那会儿，蔡廷锴还是对这位好友的死感到特别惋惜。
自从1918年从宝安离开，蔡廷锴就再没踏上过这片地方。
蔡廷锴告别宝安，到肇军陈铭枢的营里当上了排长。他先后经历了讲武堂的历练，又投身第一次北伐，还参与了讨伐桂军沈鸿英、东征讨伐陈炯明等战斗。到了1930年，他当上了十九路军的军长。
1932年，他带领十九路军投身“一二八”淞沪抗战，同年却遭蒋介石调派至福建对付红军，担任十九路军总指挥及福建绥靖公署主任之职。1933年11月，他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在福州携手创建了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出任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的总司令。事变失败后，他远走海外，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理念。
1935年，他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大同盟，还成了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战那会儿，他当过国民党第六集团军的副总司令和总司令，还在两广边境当过司令，指挥那边的战斗。1940年，因为被蒋介石排挤，他就离职了。1946年，他和李济深他们在广州一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8年1月，他又在香港参与发起并组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还当上了中央常务委员和财务委员会主任。1949年9月，他去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的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国家体委的副主任、全国政协的副主席，还有民革中央的副主席等重要职位。
1968年4月25号那天，蔡廷锴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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