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27日的南京，天气闷热得有点反常。上午十点刚过，蒋介石在官邸里接见了一个“重要的人”——刚从武汉押解而来的顾顺章。就在这同一天的下午，几百公里外的上海，周恩来正连夜组织中共中央机关紧急转移，一堆堆机密文件在火盆里化为灰烬。
一边是叛徒带着情报上门，一边是领导人带着机关与时间赛跑。两条线，在24小时之内死死绞在一起，中间任何一个环节慢上几分钟，故事的结局就完全不同。
有意思的是，很多年后，人们提起这一场惊险对决时，总会说到一个细节：陈立夫手下特务冲到中共中央秘密驻地，只看到一个身姿曼妙的旗袍女子和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从街口走远，谁会想到，那竟是周恩来和陈赓。
围绕这场生死较量，故事要从顾顺章这个人说起。
一、从工人头头到“特务天才”：顾顺章的另一面
顾顺章1904年出生在上海，出身贫寒，少年时就进工厂当工人。因为性格刚烈，又有几分胆气，常在工人之间出头说话，很快就混成了“带头的”。彼时上海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他被早期共产党人吸收加入组织，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他从小练过武，身体素质不错，打拳、摔跤都拿得出手。到了党内，组织看他脑子灵、动作快，便派他从事保卫工作。后来，他被选送到苏联学习，这次出国，让他彻底变成了一个“特工全才”。
在苏联的那几年，顾顺章系统接受了情报、防卫、爆破、易容、驾驶等一整套训练。据档案记载，他能双手开枪，短距离投掷炸药非常精准，还学会了魔术和化妆术。等他再回到上海，已经不再只是工人头头，而是中共中央特科的骨干，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之一。
在当时的中共中央保卫系统中，顾顺章的名头不小。周恩来创立中央特科后，顾顺章一度担任特科负责人之一，直接掌握了大量核心情报：上海的秘密机关、联络站、交通员名单，还有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情报人员，这些关键东西，他都一清二楚。
可惜的是，这个“特务天才”身上的江湖习气也很重。随着地位上升，他开始染上吃喝嫖赌，爱出风头，讲究排场。中央反复教育，效果并不好，对他也逐渐产生顾虑，暗中考虑以康生等人替换其职务。
顾顺章察觉到这种变化，心里越来越不痛快。他自认能力超群，却看不清未来的上升空间，再加上贪念作祟，开始在心里盘算另一条路。他居然随身准备了一封写给蒋介石的信，随时打算“投名状”投靠过去，这一步，已经离叛变不远了。
二、武汉露面、密电走漏：一场惊心动魄的时间赛跑
1931年春天，中共中央安排顾顺章护送张国焘、陈昌浩赴苏区。完成任务返回途中，他借口路过武汉，竟然在当地停留下来。更诡异的是，他不但不隐藏身份，反而跑到舞台上公开表演魔术，变戏法、耍把戏，台下观众叫好声一片。
这种“抛头露面”，在那个白色恐怖的环境里，简直是在拿命赌博。结果也在情理之中——现场观众里，正好就有曾经叛变投敌的人，一眼认出他，把消息送到了武汉特务机关。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被武汉特务头子蔡孟坚逮捕。出人意料的是，他没有惊慌，反而主动谈条件：“我要见蒋介石，我手上有大东西，必须直接报告给他。你们别发电报，派飞机送我去南京。”
对这番话，蔡孟坚半信半疑。但顾顺章很快“显一手”，向他交代了武汉共产党地下机关的一些内幕。当晚，武汉的地下交通站和联络点接连被破获，几十名地下党员被捕。蔡孟坚这才意识到，自己抓到的是一条“大鱼”。
不过，他还是犯了两个致命错误：一是觉得飞南京太麻烦，改坐轮船沿长江而下；二是按捺不住立功的冲动，当即向南京中统总部发出多封加急密电，将这一“战果”先报上去再说。
{jz:field.toptypename/}一般人看来，这只是正常汇报。但偏偏就在这个环节上，命运拐了一个弯。
当时南京中统的负责人徐恩曾，并不在办公室，他周末去了上海消遣，只留下秘书值班。这位秘书，叫钱壮飞，真实身份却是周恩来安排在中统内部的隐蔽党员，是打入敌营的关键棋子之一。
4月25日晚间，武汉的电报传到南京。机要部门破译后送到钱壮飞案头，他越看越不对劲——“顾顺章被捕”、“武汉机关破获”、“押解南京面见委员长”等字眼清清楚楚。很难想象，当时他的心里有多震动。
钱壮飞明白，顾顺章是中央特科的核心人物，一旦叛变，上海党中央机关极可能暴露。更关键的是，顾顺章本人知道中统内部有共产党人潜伏。也就是说，消息一旦传到蒋介石耳朵里，他和许多战友都在危险边缘。
他没有犹豫，立即按预定暗号，先后向在上海的李克农和在北方的胡底发出警报，同时安排人员连夜从南京奔赴上海当面报告。这个紧急动作，为上海赢得了一天多的宝贵时间。
有人后来评价，这几封电报，是在刀尖上跳舞。若稍晚一点，等徐恩曾亲自看到电文，钱壮飞很可能连机会都没有。而事实也证明，28日之后，中统内部迅速加强排查，钱壮飞不久就撤离南京，从此隐入另一条战线。
此时另一方面，顾顺章被押送的轮船还在长江上缓缓前行。算时间，他会在27日上午抵达南京。也就是说，从24日被捕到27日见蒋，这中间足足有三天空档，这段时间差，恰恰让党中央抓住了“先手”。
三、上海大转移与旗袍女郎：擦肩而过的追捕
4月26日，上海仍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按照特科制定的纪律，这一天本不安排接头。周恩来对地下工作要求极严，“不得随意改变接头时间”是铁规。可李克农拿到钱壮飞的警讯后，根本顾不了那么多，他清楚地意识到，大事临头。
在那种环境下，从一个人找到另一个人，并不容易。李克农花了一整天时间，通过陈云辗转联络，终于在4月27日上午见到周恩来。而就在同一天上午，顾顺章也被带到了南京，在蒋介石面前供出了他知道的一切。
蒋介石从顾顺章口中，得到的情报极为详细：上海党中央的大概位置，交通站设置，特科部分骨干的姓名，以及部分潜伏人员的情况。顾顺章还当场指认了在南京隐姓埋名的共产党人恽代英，使得这位早期领导人不幸暴露，随后被秘密杀害。
与此同时，在上海的周恩来已经果断做出决定——立即组织大转移。
这一天，对中共中央机关来说几乎是连续作战。从27日上午接到情报开始，周恩来主持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措施。为了尽可能减少损失，他下达了四项关键指示：
一是机要文件立刻销毁，凡是不便携带的档案一律烧毁；
二是所有顾顺章熟悉的干部，无论职务高低，尽快撤离或调离上海；
三是所有与顾顺章有社会关系、联络关系的党外人士全部中断联系；
四是废弃所有与顾顺章有关的暗号、联络地址、交通站，改用新的方式重新部署。
这并不只是几个命令那么简单，而是需要全城范围的统一调度。从深巷里的小交通站，到印刷厂内的秘密机要室，再到一些看似普通的家庭和店铺，都在这一天内做出了行动。
当时的情景，米兰app官方网站很多参加过的人后来回忆：火盆里是连夜点燃的，文件一叠叠扔进去，灰烬还没完全冷却，人已经背着简单的包裹离开。许多同志，只来得及带走一件衣物，甚至有人只穿着拖鞋就上了外出的火车。
到了4月28日凌晨，大部分机关已经陆续撤离，各种旧暗号、旧据点成为废址。最后留下来压阵的，是周恩来和陈赓，他们要确保关键环节收尾完毕才肯离开。
问题是，天马上要亮，特务不可能没有动作。周恩来很清楚，一旦顾顺章在南京彻底交代，陈立夫那一套中统系统，必然会火速扑向上海。要在对手到来前，从容撤出，就必须凭借一点“非常手段”。
这时，他把目光投向自己的“老本行”——话剧。
周恩来年轻时在南开中学读书，曾是南开学生话剧团的重要人物，多次反串出演女角。因为他五官清秀，举止得体，穿上女装扮演小姐或者少妇，非常自然，当年在校园里名气不小。陈赓则是在黄埔军校时，经常登台演话剧，“扮老”“扮丑”样样精通。
在这危急关头，两个人索性把这点戏剧功底用上了：周恩来换上旗袍和女式外套，头上戴着装饰帽，步态也刻意变得婉转柔和；陈赓则穿上破旧长衫，脸上抹灰，胡须拉碴，腰背微驼，看起来就像一个在街头讨生活的穷老汉。
两人一前一后，从秘密驻地悄悄走出街口。就在这时，一队荷枪实弹的特务和军警迎面而来，领头的拿着照片，一边走一边对照路人容貌，正在地毯式搜捕。
据后来敌方人员回忆，当时有特务向陈立夫汇报：“我们到了那个地方，火盆里还烫手，桌上还有灰烬。只看见刚走过一个穿旗袍的女人，还有个邋遢老头。”陈立夫勃然大怒，质问：“难道一个可疑的人都没看见？”手下也是一脸茫然。
等顾顺章得知这一幕，他脱口而出：“那女人就是周恩来，那老头是陈赓！”
陈立夫听完，只能仰头长叹：“就差五分钟！”
这句“差五分钟”，说的是时间，其实也是一种无奈。特务组织的反应速度并不算慢，只是中间被钱壮飞那几封电报和交通延误生生拖开一点间隙，这一点间隙，被周恩来用极高效率的大转移硬生生放大，最后演变成擦肩而过。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这一轮转移并非毫发无损。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基层组织和个别同志还是被敌人抓到，但整体而言，党中央机关得以保全，主干力量转移成功，这对于当时处境极其危险的中共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四、叛徒的结局：中统、军统之争与顾顺章的下场
按常理，顾顺章向国民党提供了如此重要的情报，又协助破获大量地下组织，他在中统机关本应平步青云，衣食无忧。但历史往下走，他并没有等到想象中的“荣华富贵”，反而在1935年被秘密处决，死在自己投靠的阵营里。
这种结局，看上去有点讽刺，却又并不让人意外。
1927年之后，中共和国民党都开始建设自己的情报和保卫机构。周恩来在1927年11月组建中央特科，这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早成体系的红色保卫机关，专门负责情报、保卫和打击叛徒。与之相对，国民党那边也不甘落后。
1928年，陈立夫受命组建“党务调查科”，不久后由徐恩曾接手，这就是后来的中统。中统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迅速发展，网罗了大量特务骨干，在上海、南京等地设立宪兵司令部、中统站、特别行动组等。顾顺章叛变后，就是被安排在中统系统内“发挥余热”。
到了1932年前后，军界那边的力量也开始涉足特务工作。一批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组成“复兴社”，内部设立特务处，由戴笠主持，这个特务处逐渐成长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也就是后来的军统。军统的出现，直接与中统形成竞争关系。
两家同属国民党体系，却互相掣肘，争夺地盘、经费和权力。中统偏政工、党务背景，军统近军方，掌握军队资源。谁多抓几个“要犯”，谁就更能博得蒋介石的信任。内部斗争激烈，有时甚至接近你死我活。
顾顺章的能力，恰好是两家都需要的。他精通特务训练，熟悉中共内部情况，又善于搞策反和破坏。起初，中统对他礼遇有加，安排他给特务进行培训授课，待遇不低。可戴笠也看上了这个“人才”。
为了挖人，戴笠亲自向蒋介石请求，要求将顾顺章调至军统担任临时顾问。蒋介石点头同意，给了他调动的“尚方宝剑”。徐恩曾迫于压力，只好把人放行，顾顺章从此同时在中统、军统之间活动，两边都沾。
慢慢地，问题就出来了：他在中统吃饭，在军统卖力，不仅帮军统训练人员，还在一定程度上偏向戴笠一方。中统内部开始产生不满，认为他“脚踏两只船”。徐恩曾多次警告他，要他与军统保持距离，但顾顺章并不老实，甚至暗中写信给戴笠，表示愿意正式转投军统。
这封信，偏偏落到了徐恩曾手里。对徐恩曾而言，这不光是“叛变”那么简单，更是丢面子——自己辛苦培养、重用的叛徒，转身又要投靠竞争对手，这等于是当面打脸。
在内部斗争极端激烈的情况下，徐恩曾终下决心除掉顾顺章。他设计了一个“泄密谋反”的圈套，将其以涉嫌“通敌”、“不忠”名义秘密逮捕关押。1935年前后，顾顺章被处死，据当时知情者透露，是在江苏苏州一带秘密执行，没有公开审判，悄无声息地消失在记录里。
叛徒的结局，大致如此。曾经掌握无数人生死的人，最后被自己投靠的阵营以“危险人物”的身份处理掉，既是清算，也是防范。对中统来说，他知道太多内部机密，留着终归是隐患，不如安静地“处理掉”。
从这一段过程看，国民党情报系统内部的互相倾轧，有时候比对付共产党还狠。顾顺章的下场，就是被这场斗争吞掉的一块“棋子”，既不光荣，也谈不上悲壮，只能算是一个典型而又寒心的范例。
回过头再看1931年的那次“擦肩而过”：一边是陈立夫、徐恩曾、戴笠等人在南京、上海四处布网，一边是周恩来、李克农、陈赓、钱壮飞等人在暗处急速应对。叛徒的背叛确实造成了严重损失，但中央核心机关能够在极短时间里组织撤离，尽量降低损害，这种能力并不是偶然形成的。
特科的严密规则、地下党的纪律意识，再加上少数潜伏在敌人心脏地带的情报人员拼命传递消息，才堆叠出那短短“提前一步”的时间差。周恩来和陈赓用旗袍与破衣遮掩身份，成功从特务眼皮底下走过，只是这场较量中最生动的一个画面。
对比之下，顾顺章从工人英雄、特科中坚一步步滑向堕落，在享乐与功名之间迷失，最终被当成弃子，这条路并不复杂，却很值得玩味。他身手再高，心思再精，失去了立场，也就失去了真正的依靠。